沈葆桢主要功绩

海防建设

沈葆桢对海防建设培养海防人才。马尾船政局创立了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马尾前、后学堂。左宗棠、沈葆桢把培育海军人才作为'师夷'之根本，其宗旨是为近代海军输送具有专门知识的各类人才。船政学堂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不但培养出许多近代工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还向中国近代海军输送为数众多的将才。

沈葆桢建立起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初步改变了中国有海无防的被动局面。至同治九年（1870年），福建船政已制定四艘兵轮，加上从外国买来的三艘军舰，沈葆桢经奏准将这七艘军舰编练成队，称为'船政轮船'，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舰队从此诞生。

船政事业

对船政事业，沈葆桢坚持'主权在我'的原则。认为'购置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为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船政局聘用了不少洋员、洋匠及教师。对待这些洋人，在经济上船政局给其优厚待遇，在政治上却是寸权不让，坚决奉行'权自我操'的政策。沈葆桢对洋人赏罚分明，不仅论功行赏，也量过行罚。对不服从领导者予以开除，令其回国。

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十日，在沈葆桢的苦心经营下，在全体船政员工的共同努力下，马尾船政局自行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完工下水。该船系木壳蒸汽轮船，船身长238尺，宽27.8尺，吃水14.2尺，排水量1370吨，载重450吨，螺旋浆推进，备有风帆助力，航速10节。九月二十五日，沈葆桢登船试航试炮成功，标志着历经艰辛的中国近代海防工业，开始起步。总之，沈葆桢在船政创办之初，面对新兴的事业，面对西方列强与顽固守旧派种种干扰，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排除一个又一个障碍，在坎坷的近代工业化道路上前进。

抵御日本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东南海疆出现危机，清廷大为震惊。清政府即命沈葆桢'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等办'。当消息证实后，清政府深感事态严重。同治帝遂正式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东渡台湾，处置日本侵台事件。沈葆桢分析了中日双方形势，认为日军有可能扩大侵略范围，高山族山胞是敌不过手持洋枪洋炮，训练有素的日军。而台湾首要任务是加紧军事部署。他既反对'一味畏葸，只图置身事外，不恤贻患将来，'也反对'一味高谈，昭义愤快心，不妨孤注一掷，于国家深远计均无当焉。'据此，他十分迅速地制定了全台的防务部署计划：


沈葆桢铜像

陆防方面：拨调北洋、南洋洋枪队五千名来台设防；南路兵力由一营增至六营，是张其光统率；北路兵力由一营增至两营，由台湾道专其任。此外，又令前署台湾镇曾元福'提倡南北乡团，以资保固，并分招后山响导，谕致屯番生番各头人，与之要约'。沈葆桢继承舅舅林则徐'民心可用'的进步思想，看到渔民'衽席风涛'，'招此辈以易班兵，民间既开生途，防务尤为得力'，深信民众力量的作用，'台地民心可用，当事能拊循而激励之，足以敌忾'。他认为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对人民反侵略的自发斗争加以压制，虽然是不得已的，而'今日情形迥非昔比，似宜明饬镇道，如民间受其荼毒，立须声罪致讨，官民同命，草木皆兵'，只要官民同命，便可使'全台屹若长城'。沈葆桢这种进步的思想是他能够在台进行'厚集兵力'的政治思想基础。

海军方面：沈葆桢在大陆时，已了解到日本向西方购买铁甲舰两只以为侵台之用。该舰是当时一种先进的舰种，在海军中具有决定意义。沈对此有深切了解，奏请设法向西方购买两艘。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间，沈葆桢再次要求福建船政局赶造兵船。'多造一船，即愈精一船之功，海防多得一船，即多收一船之效'。他还大胆地提出自造铁甲舰的计划，'购致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

修筑西式炮台：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第一座西式炮台在安平海口建成，'外可遥击敌船，内可近卫郡治'，使安平成为防守日军入侵的坚固屏障。

入侵台湾的日军，陷于台湾人民激烈抵抗的泥淖之中。沈葆桢从大陆调来的精锐部队又将他们团团包围。日军不适应台湾南部盛行的疫气，'死者日四、五，病者不计其数'。日本侵略者见沈葆桢布防周密，在军事上难以取胜，且军心波动，不得不与清政府谈判。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闽台海防缺乏信心，深恐局势发展，会把战火引向大陆各地，谈判中步步退让。在英国调停之下，以中方赔银五十万两，日本撤军为条件，结束了战争。日本人在台湾战场上无法得到的东西，却在谈判桌上轻易得到了。

开发台湾

同治十三年（1874年），由于日寇侵略台湾，派兵占台南琅硚、牡丹等地，清廷委任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督办台湾军务，并兼理各国通商事务。沈葆桢到了台湾，积极加强战备，坚守城池，不久就迫使日寇知难而退，'遵约撤兵'。沈葆桢守住台湾后，立即着手进一步的开发，实施了开禁、开府、开路、开矿四大措施。

光绪元年（1875年）一月，沈葆桢上奏折又提出三项改革：

废除严禁内地人民渡台的旧例；

废除严禁台民私入'番界'的旧例；

废除严格限制'铸户'、严禁私开私贩铁斤及严禁竹竿出口的旧例。

沈葆桢提出的这些改革，主要是为了推动台湾土地的开发、特别是后山的耕垦。有利于巩固海防，同时对促进东部的开发和汉族与原住民的交往都有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沈葆桢对台湾行政体制也提出并实行了一些改革，主要有：在艋舟甲创建台北府；增设恒春、淡水两县；改原淡水厅为新竹县，原噶玛兰厅为宜兰县。至于加强海防的具体措施，如建设新式炮台、购买洋炮及军火机械，购买铁甲舰，练水雷军等等，在沈葆桢的主持下，都在一一加紧进行。上述改革措施的实行都得到了清政府的允准，因而加强和改进了清政府对台湾的治理，促进了台湾的进一步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