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学术评价

杜维明提出的儒学三期说将儒学研究引入国际视野，置于东亚乃至香港、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侨中，最终将世界各国认同儒学观念的非华人也包含在内，这是从世界主义的情怀出发对儒学所做的发展。

杜维明对儒学精神的现代认同与显扬，做了大量艰苦而又颇具开拓性的工作。这集中体现在以《人性与自我修养》，《儒学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中与庸：论儒家思想的宗教性》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着作中'包容的人文主义'。因此，杜维明极力倡导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决非一种出自个人喜欢的非理性意愿，而是其学术理性在深思熟虑之后自觉创造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绝响30年后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和杜维明的讲学和宣传活动是分不开的。与此相应，80年代也正是新加坡在高中大力推行儒家伦理教学，日本文部省支援大专院校从事探讨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化关系十年计划，韩国退溪学会全面展开儒学国际化活动，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开始组织儒学研究队伍的时期。作为现代新儒家新生代的一员，杜维明与其前辈相比，他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基点上和以更开放的胸襟来看待儒学在当今世界中所起到的作用及所处的地位等问题的。杜维明对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的区分，对儒学精神与五四精神关系的分析，表明他对儒学的评价更为客观、公正。从研究方法来看，他采用了一种'进去——出来'的研究法。所谓'进去'，即内在于研究对象的逻辑来掌握它的真理性;所谓'出来'即作为一个旁观者来对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杜的这一方法既与牟宗三、唐君毅等人过分强调在传统文化研究中需要一种'敬意'与'同情'的主观情感的态度形成对照，也与西方汉学家将中国文化视为一个死物、一种古董的'客观'研究方法完全不同，这些都显示了杜维明的学术特质。

作为现代新儒家新生代的一员，杜维明与其前辈相比不同的第二点就是，在其以前的现代新儒家学者，大都是试图说明儒家的内圣之学应该而且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民主与科学的形上基础，认为科学与民主是儒家哲学本身的应有之意，因此这些人一般都致力于说明儒家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同近代的科学民主精神是相融合的，所以，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存在着'比附'大于'论证'的倾向。而杜维明则抓住七、八十年代以来，'东亚工业'社会出现的解释，则部分地将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生，归于儒家文化导致的'不期而遇'的结果，体现出一种从儒学的社会功能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的倾向。

作为现代新儒家新生代的一员，杜维明与其前辈相比不同的第三点就是，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等人是出入于儒学与佛学之间，或援佛入儒，或由佛归儒，他们的哲学中虽然有西方哲学的背景，但更多的是中国哲学与文化;冯友兰是借用新实在论、实用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的思想来配合中国传统哲学来进行自己哲学体系的架构;牟宗三的一生正如其自己所言是配合着康德的哲学来进行哲学思考;唐君毅是配合着黑格尔的哲学进行哲学探究。而杜维明在面对世界性的现实经验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的冲突中，则是广泛地吸纳各种现代思想资源和哲学理念来论证自己的命题和观点，通过借鉴哲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知识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从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杜维明站在人类现代文化发展的基线上，用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开阔眼光审视传统儒学，力图通过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文化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康庄大道上，这表达了一位海外华裔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留念之情。他'希望中国文化能实现其现代化与世界化，希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圣之学’得以发扬'，我们深信是有意义的。实际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传统儒学的'照察'对儒教中国及其命运的分析，对'儒学第三期发展'前景的展望，不乏真知灼见，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

儒学传统应是文化认同的基础，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源头活水，而且是全球文明健康发展的内在资源。我们应'真正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和西方比较杰出的思想家进行公平的对话'。所谓'真正的立场'是在儒家具有超越意义的基础上而言的，而儒家的终极关怀是自我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