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学术研究

作为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新生代学人，杜维明把自己'看作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将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中来进行研究，直接关切如何使传统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接轨，从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借鉴哲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知识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比较多地阐发了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勾画了当代新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在东亚和西方世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学术发展过程

杜维明自述：'在台湾的中学时代因受周文杰老师的启蒙而走上诠释儒家传统的学术道路，而在东海大学亲炙牟宗三和徐复观的教诲才是促使我体悟探究儒家人文精神的本质理由'，尔后负笈哈佛，'以比较思想史为范围集中探索儒学传统的核心价值'。此后，他抱定志向据此为业，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风雨兼程，矢志不渝地探究、注释、传播儒家文化。

杜维明将自身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学术起步到七十年代上半期，他决心鼓起心力对儒家的精神价值作长期的探索，以此作为自己专业上的承诺。他努力诠释儒学传统，主要'反映了当时为推进一种既有群体性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所做的努力';第二阶段即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他的关怀重心在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这一时期，他所关注并拓展的论域有'传统与现代'、'儒学创新'、'儒学三期'、'工业东亚'、'东亚核心价值'、'轴心文明'等。'我关怀的重心在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第三阶段，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进一步拓展论说领域，更加关注'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全球伦理'、'人文精神'、'启蒙反思'、'印度启示'、'新轴心文明'等问题。'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以及全球化及本土化交互影响的氛围里，如何为儒学第三期的展开拓展理论和实践的空间，是我近来的思想焦点'。这些论域与'儒学创新'紧密相关。第一阶段是他的思想形成期，第二阶段是其发展成熟期，第三阶段是其进一步发展期。尽管杜维明的思想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但他的思想活动始终关怀着一个主题，即儒学思想的现代命运。

下面对杜维明的新儒学理论的主要方面作一点简要的介绍。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杜维明早年以研究宋、明儒学思想而成名。但是进入80年代以来，他讲得最多的是儒家思想所具备的现代意义，和儒学发展的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因此，用'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来形容杜维明的努力，无疑是最贴切不过的。

五四以来的'工具理性'使儒家精神价值、传统中国文化、东方文明顿然成为糟粕，弃之惟恐不及。因此，重新揭示蕴含在儒家传统中的心性传统的意义与价值，就成为杜维明着作的中心论题之一;另一方面，'要想从价值根源处寻求扭转此一状况的途径，我们必须深沉反思代表现代西方精神的启蒙心态并从其基本的生命取向掌握其论据的来龙去脉'。这是杜维明为新儒学的出路所设计的方向。因此，杜维明的儒学研究，实际上都是这样的一种回应。

在杜维明的思想核心之中，第三期儒学如何发展的问题，始终是他所关注的主题。对儒学的发展，杜维明是这样分期的：第一期发展是从先秦到汉。汉以后一直到唐代，主要是佛教思想的传播，儒学的发展相对处于低潮;从宋代开始，儒学对佛教思想的挑战，有了一个创造性的回应，因而形成了从宋到明清的第二期的发展，并从某一角度成为整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内核;鸦片战争以后，儒学式微，儒门淡泊，儒学有无第三期发展的可能，取决于它能否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有一个创建性的回应。即儒学'吸收西方文化的菁华，最终成为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乃至核心内容'。

杜维明的儒学三期说引入了国际视野，将儒学搁置于东亚乃至香港、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侨之中，最终将世界各国认同儒学观念的非华人也包含在内，这是从世界主义的情怀出发对儒学所作的发展，从理论上看，儒家的第三期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哲学的重建，除此以外，杜维明提出还要从三个层次上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第一是超越的层次，主要是指基督教传统。儒家对于基督教所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他们对超越的理解和身心性命之学应有创造性的回应。第二是社会政治的层次，这一层次有多方面的挑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他非常希望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对话，并在其中找到结合点。第三个层次是所谓的'深度心理学'，如佛洛伊德的学说，特别是关于人性阴暗面的理论。他以为存在主义等思想和这种深度心理学也有某种联系。他深知儒家对人性阴暗面的理解比较肤浅，因此期望在人性论上能回应深度心理学的挑战。

杜维明自述：他提出和探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乃是'针对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断定儒家传统业已死亡一结论而发'。列文森(JosephR.Levenson)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历史系教授，他在三卷本巨着《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认为：儒家思想'在产生它并需要它的社会开始瓦解之后，它成为一片阴影，只栖息在一些人的心底，无所为地只在心底像古玩般地被珍爱着'。杜维明认为，列文森的观念很有代表性，因为'这是一条为许多治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学者所遵循的思路'。显然，对儒家思想的现代命运及其未来走向的论断必定是基于对于历史上儒家学说的思想特质及其真髓的理解和把握。

中国文化要想获得彻底的复兴，儒学第三期发展必须经过相当曲折的道路，儒学必须面临美国文化、欧洲文化、东亚文化(即工业东亚)的挑战，把它真正的内涵在一个多元的文化背景中展示出来，并在这些文化中播种生根，然后才能以康庄的姿态回到中国，健康地发展。他自称'对此相当乐观'。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的两极张力下，杜维明对儒学第三期复兴的前景作出了展望。他要以儒学的'文法'理解和讲述西方文化，或者用现代西方文化的'词汇'来丰富和润泽儒家传统，再以按这种方式达到第三期发展的儒家传统重新涵盖中国文化。这就是他的结论。

'儒教中国'和'儒学传统'

杜维明分疏了'儒教中国'和'儒学传统'两个概念。前者是'以政治化的儒家伦理为主导思想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在现代文化中各种曲折的表现'，人们通常所说的封建遗毒是指儒教中国而言，而儒家传统则是'使得中华民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泉源活水;它是塑造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涵盖天地的气度和胸襟的价值渊源;也是培育中国农民那种坚韧强毅的性格和素质的精神财富。'前者的主体是'政权化的儒家'，后者的主体是'以人文理想转化政权的儒家'，两者'既不属于同一类型的历史现象，又不属于同一层次的价值系统'。后者代表了儒家之道的'自觉反省，主动地批判地创造人文价值'的真精神。'儒家传统和儒教中国既不属于同一类型的历史现象，又不属于同一层次的价值系统'。近现代中国文化的悲惨命运是由儒教中国所导致的'文化全面政治化和政治过程的一体化'的必然恶果。因而，儒学的现代转化应是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儒家传统'是一个体现'终极关切'的精神文明：在最坏的客观条件下表现出最好的人性光辉;具有可贵的抗议精神——超越性与现实性的结合;儒家文化不是超越而外在，而是超越而内在。因此，'儒学基本的精神方向，是以人为主的，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和西方那种反自然、反神学的人文主义有很大不同，它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这种人文主义，是入世的，要参与现实政治，但又不是现实政权势力的一个环节，它'有着相当深刻的批判精神，即力图通过道德理想来转化现实政治，这就是所谓‘圣王’的思想。从圣到王是儒学的真精神'，儒家思想的核心体现在'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外，儒家还具有强烈的宗教情怀。'我认为，不仅孔子，包括孟子、荀子，都有相当强烈的宗教情操。儒家基本上是一种哲学的人类学，是一种人文主义，但是，这种人文主义既不排斥超越的层面‘天’也不排斥自然。所以，它是一种涵盖性比较大的'人文主义''儒家的性命天道虽不代表一种特定的宗教信仰，却含有浓厚的宗教意义。不过儒家的宗教性并不建立在人格上帝的神秘气氛中，而表现在个人人格发展的庄严性、超越性与无限性上'。

儒学传统是文化认同的基础，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源头活水，而且是全球文明健康发展的内在资源。我们应'真正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和西方比较杰出的思想家进行公平的对话'。所谓'真正的立场'是在儒家具有超越意义的基础上而言的，而儒家的终极关怀是自我转化。

多元的轴心文明——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

杜维明说，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决不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亨氏对文化的理解是非常片面的，是站在一种狭隘的政治学立场上，反映了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社会一些人的一种不健康的心态。尽管'文明冲突论'产生了相当影响，并且这种思想还在发展，但今后它的影响会越来越薄弱，因为它的理据有问题。我们认为，冲突不一定存在于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在一个文明体系的内部，同样会有冲突。当今世界，很多民族都面临着经济的发展与环境的破坏之间的冲突、物质生活的提高与精神价值的沦落之间的冲突，等等。这类文明体系内部的冲突，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中具有共同性，也就是说很多文明体系中都存在着这类冲突。这就决定了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可以、而且应该进行广泛的对话。

20世纪40年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大约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人类文明经历了一个极其辉煌的'轴心时代'：中国、印度、希腊、以色列都形成了高度的精神文明，产生了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以及犹太教的先知等一批代表当时人类文化精华的伟大哲人。以色列的犹太教、希腊的哲学、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等，是当时人类文明的几大精神支柱。这些不同的文明体系相互沟通，共同构成了世界文化的第一次'轴心时代'。这几大文明体系，也就成了代表人类一文明的几个主要精神传统，体现了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对话、沟通的重要意义。杜维明说，我们面临21世纪，各种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应该有更多的沟通、交流，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文明对话'，乃至'第二次轴心时代的出现'。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各种产物，诸如东亚、南亚地区的印度教、伊斯兰教，还有耆那教;中国的儒家、道家，还有大乘佛教;中东地区的犹太教，西方的基督教;等等，都应该进行广泛的对话。西方文化与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之间，通过对话，完全可以相互取长补短，求得共同发展，因此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即使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文明冲突'，也不能否定文明对话是全球文明发展的主要趋势。也可以说，正因为一定程度地存在着文明冲突的可能性，就更有必要进行文明对话。总之，文明之间的对话历来是人类文明创造和谐条件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全球文明发展的重要机制。而当今世界的文明对话，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超过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文明的第一次'轴心时代'。

杜维明认为，儒学文明至今仍然具有作为全球轴心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力量，具有现代价值。在当代世界的文明对话中，以儒家、道家和大乘佛家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应该是十分积极的参与者。

杜维明特地指出，尽管儒学文明对于当今人类文明建设具有启发意义，却不能单独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主导，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正在呈现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明显的多元化格局。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和发展是以全球文明多元化为背景的，这是我们谈论传统儒学的现代意义问题时的基本前提。在当代任何一种文明体系都不可能单独在全球文明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正如'欧洲中心论'已经破产、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一样，人类文明发展也并不等于'儒化'。说儒学文明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并不意味着只有儒学文明才有价值，其他文明系统同样有各自的重要价值同样是全球多元文明格局的组成部分。

现代人文主义

在全球文化视野的背景中，考察人类的基本价值，从中凸显儒学的现代人文精神。杜维明以'探究真实存在'的本体论方式解析在现代与后现代时代人类生存发展的种种困境，指出儒学心性之学所代表的那种'内在于现实世界并转化之'的人文精神能够有助于人类处境的改善，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整个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期以来，人类已经在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特别值得关注、值得欣慰的是，伴随着这种反思，已经出现了一种有别于启蒙以来人文主义思潮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它不赞成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片面追求物质性、工具性、技术性和实用性。儒家的人文主义精神和这种新人文主义思想在价值取向上是十分契合的。儒家思想对于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相当深刻的反省，它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它以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人心与天道的和谐为原则，这也正是新人文主义的精神方向，因此两者可以沟通。而儒学尽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基本宗旨却始终是主张个人与他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富于人文关怀的深刻见解。例如儒家提出的'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就是这样一种见解。这表明，儒学人文主义对于新人文主义具有启发意义，这种启发对于当前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当然，就传统儒学来说，它必须实行创造性的现代转换，才能更好地适应当今人类文明进步的需要。

杜维明对儒学的一个最基本的信念，就是认为它所讲的做人的道理，可以适用于全人类。它的价值取向，在于如何使人深入到身、心、灵、神各个层面进行通盘的反省，在于促进人格的无穷无尽的发展，从个人修身，一直到成圣成贤。杜维明认为，它的意义，绝对不仅仅限于道德实践的范畴，而是有着相当深厚的宗教内涵。圣贤人格作为体现其超越性的最高理想，却可以激励人们进行长期不断的奋斗，成为现实世界中的人体现其生命价值的内在动源。这种理想人格、理想境界的追求，不排斥宗教，且具有深刻的宗教内涵和终极信仰，又可以具体地落实到现实世界的日用伦常、外王事功与自我修养上来。这是儒家的'哲学的人学'。儒家的人文主义与宗教精神并不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