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方评论摘要

向世人展示一个有血有肉的毛泽东

杨华方是从2000年开始以毛泽东为题材的创作，第一部是电视剧《难忘1925》，由潇湘电影制片厂选拍，由中央电视台等播放，第二部是长篇纪实小说《毛泽东在1925》，由《中国作家》发表，中央文献社出版，第三部是长篇小说《红色第一家》，系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第四部系电视剧《毛泽东和他的六位亲人》，由湖南电视台选拍。

由于杨华方在湘潭工作生活三十多年，听到很多毛泽东的传说故事，也看到每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和大年三十，全国各地的群众自发赶来祭奠，作为主席家乡的作家，如何通过自己的创作更好地来表现毛泽东，成为他经常琢磨的问题。

《毛泽东和他的六位亲人》选择了从毛岸英出生到牺牲的28年间这个时间段的故事。原潇湘制片厂副厂长、省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审读专家王一飞认为，该剧本写得很有情感，细节故事感人，过去写这类题材的作品多是文献性质，而这个剧本有所突破，文学性、故事性很强。湖南省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审读专家潘一尘认为，这个剧本与《恰同学少年》相比，《恰同学少年》是青春偶像剧，表现青春与爱情，像水彩画，但《毛泽东和他的六位亲人》更应该是一幅凝重的油画，因为革命真正严峻的考验来了，在革命的道路上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六位亲人相继牺牲在这段艰难的革命历程上，所以我觉得这部作品应该是以严格的现实主义手法，同时也应该充满着革命理想主义的光辉。湖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龚政文认为，从结构来讲，这个剧本写的是'一'和'六'，我认为应该是一种章鱼似的结构，或者说是树与枝杈似的结构，花开六朵，各表一枝，毛主席是核心，其他六位亲人应该是有重有轻有交集也有错开。原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王本锡认为，该剧以亲情作为主线，以人性的视角、平民的情怀来切入，寓教育、理想于故事的感悟当中，展现主席及家人高尚的情怀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对于这个物质膨胀而精神和亲情都相对被淡化的时代，我相信，这一题材是能撞击到很多观众的心灵的。（彭代英）

展现伟人的智慧与幽默

何建明

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以文学的形式反映毛泽东是我们中国作家的职责。杨华方的《毛泽东在1925》（《中国作家》2007年第4期）虽然反映的是毛泽东1925年回韶山200多天的故事，却把青年毛泽东惊人的智慧和超人的胆略展现得淋漓尽致。故事情节生动曲折，引人入胜，不仅尊重了客观事实，在塑造伟人毛泽东形象的手法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描写毛泽东早期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智慧、幽默、真实的早期毛泽东形象。

毛泽东是一个幽默的伟人，这在世界都是公认的。这部作品以幽默的手法和笔墨表现了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幽默和风趣，使毛泽东的形象更加生动而有情趣。

毛泽东和成胥生多次斗智获胜之后，又在成胥生的眼皮底下悄悄成立了韶山党支部。为了迷惑成胥生，毛泽东和大家开完会，就在一起打湖南农村的一种纸叶子牌。这时，正好成胥生领着团丁来到上屋场。毛泽东好像才发现成胥生，拿着纸牌站起来，十分大度地邀成胥生玩牌。名义上是讲玩牌，实际上是在打哑谜。毛泽东说要领教领教成胥生的'牌艺'。成胥生心里当然明白毛泽东此时所说的'牌艺'是指什么，但表面装笑。这一段讥笑讽骂，风趣诙谐，不仅推进了故事情节，也把毛泽东的机智幽默表现得淋漓尽致。

小说中描写毛泽东的许多细节都耐人咀嚼。如正在吃饭时，几个农民兄弟报告说成胥生带着枪兵分三路向韶山包抄而来。毛泽东又把饭碗递给杨开慧，还要她装饭，手拿筷子摇着说：'我饭还是要吃饱。不吃饱饭，赵恒惕那么多枪兵，我怎么跑得了。'这里反映表现了毛泽东是一个平常人，要吃饭，吃饱饭，也表现了他的幽默、大气。

这部长篇第一次以小说的手法，成功塑造了伟人毛泽东的艺术形象。作品顺应当今读者的阅读习惯，加快故事的节奏。小说中'调虎上山'、'联名状'、'金蝉脱壳'等故事，都是环环紧扣，情节紧凑，波澜起伏。教育会的民主选举，也是该作中亮丽的一笔。平粜斗争，是作品的高潮。被发动起来的农民，与官绅已形成两个堡垒，多次较量，积有小胜，在灾年到来之际，在韶山党支部的领导之下，进行有组织、有策略的大规模斗争，矛盾尖锐，人物跌宕纠葛，文笔龙腾蛇绞，这个小故事也就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形成全书的高潮。紧凑的故事情节，推动高潮的形成，使作品更有张力，更有故事性，更能刺激阅读的快感。

在写平粜，有抢米风潮的感觉，越往下读，似乎更能坐实，情节一环紧扣一环，一旦读完，才知确实是平粜。作品在快节奏的情节中制造了一个悬念，官绅们的谋划防备，农民们看似过激的行动，加强了这个悬念，至一个又一个包袱抖开，才又一次看到毛泽东领导农民斗争的谋略。每次故事情节，均展开得较早，包袱却迟迟不开，悬心悬胆读下来，有快意！金蝉脱壳一节，亦是快节奏进展，枪兵对毛泽东的包围、追捕，给毛泽东造成了十分危险的局面，步步紧逼，有声有色，为全书结束，划了个圆满的句号；为另一个故事的展开，亦铺垫了一个悬念。

在结构方面，这部作品也有独特之处。作品结构奇巧，由两条线索贯穿，人物分头叙述，事件交织而成。描绘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交织进行，出场人物虽多，分而不散；矛盾冲突不断，件件成形。敌我双方主要和次要人物性格，既有正面描绘，更多的是在矛盾冲突中使之鲜活。矛盾和斗争是统领全篇隐伏或彰显的主线，而主要和次要人物的描画，是主线上的珠玑，人物是血，事件是水，两相融合，入情入理。

在次要人物中，作为韶山五杰的毛福轩沉稳多谋，李耿侯耿直善疑，钟志申性子暴躁似李逵，毛新梅是个慢性子郎中，庞叔侃是个血性青年，他们都是毛泽东的同窗或儿时朋友，性格各异。花费笔墨较多的刘剃头也是刻画得较好的一个次要人物，由他穿针引线，牵出了许多的曲折故事，体现了人物性格的多样性。忌讳直书，能找到极恰当的细节，展现了作者的功力。寥寥几笔的老族长，仅用夹杂在话语中的咳嗽声，轻轻点染，就生动了一个人物，渲染了当时的气氛，亦是极妙的一笔。

毛泽东这段时间的故事，在目前的许多传记文学中都没有反映，作者杨华方因在毛泽东的家乡工作，了解毛泽东早年在韶山的故事是占地利的，并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合理想像，在艺术手法上大胆创新，因而故事更生动，人物形象更鲜明，内涵更丰富，把青年毛泽东所具有的性格特点描述得有声有色，是一部极有思想性和趣味性的作品，也是了解青年毛泽东、了解我国早期农村民主革命、进行传统教育的好读物。（摘自《文艺报》）

透视伟大人格的窗口

——论《毛泽东在1925》的语言艺术

□傅异星胡良桂

《毛泽东在1925》在《中国作家》首次发表不久，据报道，一些80后的大学生从不看写毛泽东的书，而这部作品吸引他们一口气读完，有的还甚至回过头来读第二遍，第三遍。那么，这部长篇究竟有什么魅力，竟然能让80后的年轻人读上两三遍呢？有的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描绘了'而立之年遭遇人生第一次重大挫折的毛泽东'；有的认为，'选定这样一个时间的断面，并用小说的形式去展现，是作者的‘奇’招。‘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是说出唯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米兰·昆德拉语），杨华方讲出的正是只有小说才能说出而被历史遗忘的东西'；有的认为，作者是'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人物的故事……正是这种探索，解构与颠覆了将伟人毛泽东神化的倾向，向读者呈现出一个真实的伟人毛泽东，一个让我们感触得到的伟人毛泽东'……我们认为，除此以外，该作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那就是作品中充满个性化的伟人语言的艺术魅力。

作为一部描写历史伟人的小说，它在艺术追求上区别于传记与纪实文学的地方可能是，它的重点不是要去讲述时代风口浪尖上的丰功伟绩，也不是某些鲜为人知的密闻逸事，以满足阅读者的好奇心。它应该是力图真实恰当地塑造伟人形象，以其伟大的人格打动人、激励人、启发人。笔者以为，这应该是当代以伟人生平为叙事对象的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毫无疑问，《毛泽东在1925》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它所描绘的仅是毛泽东一生中一个极不起眼的时期，即第一次国共合作之间，被排挤出党中央领导层的毛泽东以平民身份回韶山养病，并组织乡亲们与地方当局斗智斗勇的故事。作家精彩呈现出了忧国忧民、智谋出众、胸怀宽阔、幽默风趣、从容镇定的青年毛泽东形象，这与作家出色的语言能力分不开的。作家正是从人物语言的层面，准确、立体、生动地把握了青年毛泽东伟大人格魅力的多层面内容，并营造出了一种幽默风趣、耐人寻味、简洁明快、张弛有度的审美享受。本文不妨从人物语言方面——这个人物当然是居于小说第一位的青年毛泽东形象——来细细体味该书的语言艺术。

绵里藏针大气镇定

小说开篇就写毛泽东在回韶山的路上遭遇了当地的土皇帝成胥生，围绕两个叫化子的生命与之展开了斗争。毛泽东此次回家，既丢了国民党的官，也失去了在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表面上放低姿态，对这个土皇帝礼貌有加。面对实力和地位上的差距，毛泽东即使对成胥生滥杀无辜的罪行深恶痛绝，在语言上也不进行针尖对麦芒的白热化交锋，而是以讽刺的方式旁敲侧击。这种绵里藏针的语言风格基本上贯彻毛泽东在韶山期间与成胥生的斗争中。它一次次打在成胥生的软肋上，让这条疯狂的地头蛇发威不得。毛泽东的话又句句带刺地扎在他的痛处，他又气又尴尬，却无法发作，只好灰溜溜的走了。这段话讥笑讽骂，风趣诙谐，把毛泽东绵里藏针的语言艺术演绎得淋漓尽致。

实际上，这种语言风格更深一层体现地是毛泽东的斗争策略。在与成胥生的历次斗争中，作家尤其注意对毛泽东语言节奏的把握。一方面是注意在毛泽东的语言中使用语气词，如'嘛'、'哟'、'呢'、'罗'等。这些语气词用在一些剑拔弩张的斗争中，起到了调节气氛的作用，显示了毛泽东从容镇定的大气魄，又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历史人物的语言习惯。另一方面是问句、设问句、反问句的运用。这些句式没有陈述句决断肯定的意味，要么将问题抛给对方，让对方做出意料中的回答；要么一步步推论，引诱对方进入设定的圈套中；要么层层逼进，令对方无法逃避。在这些语言的回合中，我们领会了青年毛泽东无穷的智慧谋略和干大事业者所有的沉稳镇定等优异品质。

幽默风趣融俗入雅

小说将毛泽东的幽默作为其语言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来写。毛泽东回韶山说是为了养病，实际上是借此机会实践他农民运动的思想。当毛福轩说，有人说'你有思想问题，是思想有毛病'，毛泽东马上纠正，'不是什么思想病，是思乡病'。语调上的些微转换，以风趣的方式缓解了亲朋好友们的担心，也说明毛泽东某种程度上对农民运动思想的坚持。虽然历史上改朝换代都是以农民起义的方式来实现的，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毛泽东而言，它是新的、陌生的。其间会面对诸多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而毛泽东总是以风趣的态度将这些困难渺小化。这些幽默的语言就像黑暗中的一缕光线，而伟人从容、非凡的胸襟和运筹帷幄的智慧从中更可见一斑。

对于受着精神奴役的农民而言，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首要的，因此在语言上就要有所讲究，融俗入雅是毛泽东语言的另一个突出特征。一方面是农民日常讲的俗语、俚语经常出现在毛泽东的口头上，如'开弓没有回头箭'，'灯不拨不亮，话不讲不明'，'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折不断'，'一针不补，十针难缝'等。这些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语言以简单生动的形象使得某些道理显得浅显易懂。老实巴交、逆来顺受的九叔，在悟到了'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折不断'的道理后，成为了农民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另一方面是书面语在恰当场合、恰当时间的合理运用。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种粟'、'世道不正，国不兴家也衰'，'月有阴晴残缺，人有悲欢离合'，这些语言的运用不仅表明了从旧式私塾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身份，还在一些特定的场合起着特殊的作用。在为叫化子举行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就选用了这样的语言：'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举行民间祭祀，以慰亡灵，没想到却招来这么多枪兵，灵堂被包围，如临大敌，冤魂如何得安？百姓的心如何不寒？'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韶山广大的乡亲们面前露面，书面语言在一般老百姓眼里是知识分子、也是权威的象征，它不仅具有较强的情感煽动力，也有利于树立毛泽东在百姓面前的威信；对于毛泽东来说，借助它们则能非常顺当地抒发个人的胸臆。值得一说的还有运用方言对毛泽东语言进行点缀，'晓得'、'搭帮'、'要得'、'钻眯子'、'划水'、'堂客'等这些湘方言时不时出现，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的语言，又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和新鲜感。

多种风格语言的杂糅相济，使得毛泽东语言丰满而富于变化，契合历史人物的多重文化身份，毛泽东的博学多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精神得到了高度的彰显。

循循善诱虚怀若谷

毛泽东出众的语言能力，还表现在他的谈话艺术上。他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强化话语的有效性。当李耿候、庞叔侃被改选为教育会的执委时，毛泽东以唐默斋贪污舞弊、以权谋私被教师们赶下台这个热乎乎例子劝告两人要把好权、用好权以造福人民。当志猛子火急燎燎地说要把囤粮投机的成胥生砍了时，毛泽东接着毛福轩'共产党人不应意气用事'的话茬，用脑袋指挥身体的关系比喻共产党人与群众的关系来开导大家做事要讲对策，发动群众开展多方面的斗争。他又善于根据谈话对象的不同性格和不同身份，因人而异地采用不同的谈话策略。如钟志申性格急躁，勇猛好斗，也忠厚仗义。在选谁来当韶山党支部地下交通站'庞德甫'书店的老板时，毛泽东认为钟志申立场坚定，能保守秘密，就想把他作为候选人。但钟志申以性急坐不住店子为由推托。毛泽东一声'志猛子，我看不要换了'，首先就一锤定音，不再给他推脱的借口，然后讲他会拳脚会对'庞德甫'有帮助，进而再以'党的需要，生命都要献出来，你坐下店子，还怕难受？'的话来激发他的好斗性，最后从共产党事业壮大后需要很多人来当'老板'的角度说明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志猛子最后欣然受命。在对待李耿侯以生病为借口打算不出席教育会长改选会的事情上，毛泽东根据知识分子自尊好面子的心态，以探病为由与毛新梅一唱一和演了一场精彩的戏。

毛泽东的话随机应变，却滴水不漏，恰如顺水行舟，既维护了李耿侯的面子，又让他心里尽是惭愧，无法推脱第二天的改选会，让人读来抚掌称妙。再看第十五章第三小节毛泽东拜访庞坦直的语言描写。庞坦直几次称赞毛泽东，毛泽东均巧妙、真诚而不露痕迹地将长辈的称赞转换成对师长的敬佩和尊重以及对同辈朋友的称道。如此虚怀若谷而又胸怀大义的青年，才德兼备的庞坦直看在眼里自然是心生爱惜。作为在改选会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庞坦直果然站在了毛泽东这边，让改选会一举成功。

小说中毛新梅称赞毛泽东善于医治心病，这体现的是毛泽东见微知着、知人善任的本领。人的心灵是一扇掩叩的门扉，恰当的语言是打开门扉的钥匙。毛泽东以真诚、智慧、巧妙的语言赢得了身边人的信任支持，从而将单股的力量凝结成斗争的洪流，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俏皮体贴霸气率直

小说以毛泽东年少时曾娶过一房媳妇（一秀）作为描写毛泽东与杨开慧情感的背景，从人性的角度表现伟人的非常与平常之处。小说虽然没有在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儿女柔情上花费过多的笔墨，但处处都是精彩之笔，而毛泽东的俏皮风趣更是历历可见。当杨开慧以一秀是八抬大轿、吹吹打打被迎进毛家，而她杨开慧却是结婚几年连婆家的门朝哪个方向开都不知道为借口，劝毛泽东回家养养病时，毛泽东欣然同意，兴奋地哼起花鼓戏曲调……当杨开慧为毛泽东顶着杀头的命令要为叫化子收尸的行动而忧心忡忡时，毛泽东边给杨开慧擦眼泪，边安慰她：'你放心，我不是霸王，不会和你演霸王别姬的。'毛泽东时不时会庄词谐用、反词正用的开一些无伤大雅的小玩笑，为紧张的斗争生活增添一份趣味和轻松。

在感情的表达上，他深知传统教育中女性含蓄、沉默的共性，主动地向杨开慧表达自己的情谊。杨开慧对他与一秀的婚姻总是充满着好奇心，他一方面机敏地以自己当时尚年幼无知，婚姻之事完全是双方父母之命来躲开敏感话题，以宽解杨开慧，另一方面他又借这个机会称赞杨开慧，'你和她的长相吗，应该是平分秋色，不，应该是各有千秋。她呢，健美，你呢，秀丽；她会持家，你会文墨；只是她和我讲话不多，你和我常常能讲到一块。这一点，是你和她最大的不同'……

然而婉曲深情的毛泽东，一旦在事业上与杨开慧小有分歧，他就表现出了伟丈夫的霸气与直率。在他看来，妻子不仅是人生中的伴侣，更是精神上的理解者和事业上的支持者。在毛泽东大张旗鼓要为被滥杀的叫化子举行祭祀的前夜，杨开慧不理解他的用心而在语言上流露出责怪不满的意味并干扰他看书时，毛泽东就有些'烦躁'，'激动'，说话的语调也高起来，'你又不是今天才认识我。我毛泽东就是这个毛病，越是热闹，越是紧张，越要看书'，'你今天怎么老泼我的冷水呢？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只要我理由充分，我的冷板凳会变成热板凳的，事在人为。'这些话脱口而出，基本没有经过揣摩酝酿，毛泽东性格中的霸气率直成分在此时展露无遗。

如果说前面三个方面更多表现的是伟人的非常之处，那么对毛泽东情感世界的涉足则是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它恢复了伟人的凡人面貌，从而为塑造历史人物的高大形象搭建起一个真实可信的人性平台。

在一个逐渐趋向理性时代，以露骨夸耀的语言歌颂伟人，或者以神话传说神化伟人，都不再适应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需求。《毛泽东在1925》的叙述者几乎不跳出情节来赞美伟人，他将所有的笔力和崇敬之情用在对伟人语言一丝不苟的刻画中，使一个胸怀宽广、智谋超群、风趣幽默、处事不惊、细致体贴、博学多才、伟岸潇洒、具有大无畏精神的青年毛泽东形象栩栩如生地站立在读者的面前。如果说以上所分析的毛泽东高超的语言艺术，那么它反映的同时也是作家把握语言的出色才华和塑造人物的多样笔墨。小说作为一门语言的艺术，对语言表现力的高度追求历来是作家们孜孜以求的。凡在语言上追求简洁、优美、蕴藉、含义丰富的文学作品，不仅有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往往还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摘自《文学风》杂志）

领袖形象的奇与正

聂茂刘朝勋

《毛泽东在1925年》力图展现一个在精神层面上更加真实的毛泽东，一个至情至性的毛泽东。在文本中，替叫花子收尸这样的细节尽显毛泽东朴素真挚的人间情怀，而与杨开慧、毛岸英、毛岸青还有韶山父老的相处中，则彰显的是温厚的父亲，深情的丈夫，忠诚的儿子。所以尽管是小说，却比一些大而不当的本质界定更有心理上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有人说，这是作者杨华方另辟蹊径、剑走偏锋，而我们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以奇为正'。

《毛泽东在1925年》以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重新探索毛泽东的'优秀因子'来源。在领导中国革命的生涯中，毛泽东固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先前早期的具体革命实践显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锻炼作用。选定这样一个时间的断面，并用小说的形式去展现，是作者的'奇'招。'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是说出唯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我的小说讲的历史事件是被历史记录所遗忘了的。'（注）杨华方讲出的正是只有小说才能说出而被历史遗忘的东西。

小说开头一改中国传统小说'慢热'的特点，或者用很多的篇幅写景以抒情，或者用大量文字交待人物的历史背景，生活的具体情况，有条不紊地娓娓道来。杨华方不是这样，小说一开头就把就是毛泽东回乡时代接待场面，这个场面里唯独没有毛泽东，也就是利用这个场面，作者用最浓缩的文字描写了毛泽东身边几乎所有角色的人物群像，人物的性格、身份自然地流露于纸面之上；我们实在想不出更有效的方法了。着名作家马原说过，写好小说要有慧根，有没有慧根，一看开头就知道。杨华方的这个部分很精彩，不知道是由于拥有慧根还是精心的编织？毛泽东的境况通过'他人之口'显现出来，也就是毛福轩所担心的具体内容，这种客观化的叙述方法加强了小说的艺术真实性，从而有效的避免了一般作者用一种直接的方式粗暴的干涉小说情节流动。正如福楼拜所说，作家不能在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能在人世间露面一样。杨华方没有那么极端，但绝少从情节中脱离出来，对人物的行为大发议论或者慷慨陈词，从而忘记了自己的叙述人身份，毁坏了小说的独有审美效果。

小说显现了许多毛泽东生活当中的细节，当然不同于以往人们耳熟能详的吃红烧肉的片段。毛泽东和杨开慧既是革命战友又是夫妻，在创作上，作者善于蓄势。小说中调虎上山、联名状、金蝉脱壳等情节构成了小说的故事单元，每一个单元事件的最后解决都是一个高潮，但高潮的到来往往经过了层层铺垫。这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跳高运动员，要想越过最高点，必须要有充分的助跑。杨华方的小说同样如此，由于充分的'助跑'，最终的高潮到来水到渠成，而不是唐突的一个直转，抛出作者自以为高潮的结局，尴尬而无力。

杨华方笔下人物的斗争策略同样'奇正相生'。毛泽东善用奇计，金蝉脱壳一节，成胥生和曹队长截断了毛泽东的去路，形成三面夹击，往哪边跑都不行，似乎形成了绝境，帮助毛泽东离开的钟志申和庞叔侃，欲想以一己之力用非常原始的方式'拿根轿杆子冲过去，杀开一条路，保护润之突围'，这是一种正常思维的常规，但面对几百条枪，显得有些太'不自量力'。毛泽东让两人抬空轿依旧前行，自己则换路离开，以金蝉脱壳之计演绎了一出漂亮的'空城计'。这种疑兵之计与后来率领红军摆脱蒋介石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如出一辙！历史常常惊人的相似。

'反联名状'和'平粜'事件则凸显了毛泽东以'正'为主的思想，成胥生和几个土豪劣绅联名诬告毛泽东，毛泽东则针锋相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只身，来了个反联名状，串联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签名反告成胥生，因为参与人数众多，使统治者自己必须衡量逮捕毛泽东所冒的政治风险，唯恐激起民变。

一般来说，领袖人物的正史，写的大多是他们的一生，但杨华方以艺术的方式再现了1925年回到韶山的毛泽东。这是毛泽东一生的时间节点，选择这个时间节点作为小说聚焦的主要内容，也反映出作者卓尔不凡的选材能力和创作自信力，这是创作方法上的'以奇为正'。虽然此时的毛泽东似乎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上隐介藏行，淡出了喧哗的大众视野，但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毛泽东天才的思想在小范围内得到了充分的实践，为他以后风起云涌的军事与政治斗争中奠定了扎实的成功基础。

（注）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46、47页。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