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后,他的工作向政治伦理方面转向。他还直接参与一些政治事件:例如1981年他支持拉丁美洲精神分析界对独裁政府的反抗;1982年在布拉格支持捷克知识分子的反抗运动而被捷克政府逮捕;他还支持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对各种极权主义政权和各种形式的知识审查保持警觉,致力于创立一种跨地域的民族国家理论,
反对欧洲种族主义,并对实为加强政府权力以破坏基本人权的'恐怖主义'话语进行批判,为动物的权利辩护,反对死刑,甚至对'作为'犹太人及对不同血统和语言的人表示好客意味着什么提出质疑。他认为人权'不仅是抵抗集权主义的工具,他还与主宰着政治性的世界概念的那个欧洲传统密不可分。而后者正是解构的首要质疑对象。所以他的解构工作依次围绕着主体与自由,民主与公民性,边界与民族国家这些观念中展开。'基于这种理念,他在课堂上分析死刑的政治神学基础;他谴责恐怖主义,而且分析恐怖主义的形态、条件以及影响;他分析美国划分流氓国家和邪恶轴心国的原教旨主义情结,也指责'没有启蒙没有政治远见的阿拉伯伊斯兰神权政治主义';他以犹太人的身份批评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他也支持同性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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