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小所先生的《艺术语言学》认为，“艺术语言，也叫变异语言、破格语言或变异修辞，它是和规范的、符合语法结构形式的语言相对而言的。从词与词的组合搭配来看，它是对常式语言的超脱和违背。它的作用在于拉大辞面和辞里的距离，它表面上是悖理、用词不当、句子不完整、词与词的组合不合规范，但它深层却潜藏着更特殊的含义。它传递的不是表层理性信息，而是潜在的表情信息和美学信息，是艺术化的语言。”
（一）超常的组合搭配
艺术语言的“艺术”，首先表现在其对语言的各种单位的超常设置上，这些单位包括音节、语素、短语、句子、语段、篇章。常见的有词语的语音变异、词语的义位变异、词性类属变异、词语的组合搭配变异、词语的色彩变异等。这些变异主要体现在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的语言中，它主要表现为对各种修辞手段的运用。例如：
1.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竹枝》）
这里的“晴”其实是“情”的谐音，这一语音变异形式的使用，起到了特定的表达效果。
2.在他心的深处，他似乎很怕变成张大哥第二――“科员”了一辈子，自己受了冤屈都一点也不敢豪横，正像住惯了笼子的鸟，遇到危险便闭目受死，连叫一声都不敢。（老舍《离婚》）
“科员”是个寻常名词，在这里却让它带上了宾语“一辈子”，临时用作动词，表示“做科员”的意思，突出了“科员”的平庸、卑微，形象地展示了作品中人物对自身命运强烈不满的内心活动。
3.我喜欢找一条漂亮的马路，然后在上面气定神闲地走，走过斑斑树荫的时候，我像是走过了自己心中明明灭灭的悲喜。（郭敬明《郭敬明成长日记》）
“走过”与“自己心中明明灭灭的悲喜”是反常搭配，可是，作者通过“走过斑斑树荫”自然引出“走过了自己心中明明灭灭的悲喜”，本来很抽象的“明明灭灭的悲喜”，由具体的、可感的“斑斑树荫”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
4.不论大家怎么想，孟祥英的婆婆总觉得孟祥英越来越不顺眼，打不得骂不得，一肚子气没发作，就想找牛差差老婆开个座谈会。（赵树理《孟祥英翻身》）
“座谈会” 本来是指商量了解问题的会议，但这里转用来指孟祥英的婆婆拿着孟祥英没法，就找别人说长道短。这样，用简炼的文字形象地刻划了一个尖酸刻薄、受封建礼教影响较深的妇女形象。“座谈会”的语体色彩发生了改变，使语言生动活泼，引人注目和思考，同时也增添了一层幽默诙谐的色彩，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二）突出形象和情感
艺术语言的“艺术”更多的表现在其内容的美上。克罗齐在《美学原理》中说：“美不是物理的事实，它不属于事物，而属于人的活动，属于心灵的力量。”发话主体之所以能创造出反常的言语，源于其内心的情感冲动。当客观对象与发话主体的需要契合时，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也会激起主体巨大的情感波澜，使之长上想象的翅膀，飞进对象之中，与自己当时占优势的情绪相一致的东西加以强化，然后再描述出来。此时，客体被人化，主体被物化，物我交融。如此复杂的思想、丰富的情感、广阔的意蕴空间常常使得语言媒介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艺术家们便调动一切语言表达手段，包括多种人文内容的因素在里面，诸如文化的、心理的、审美的等因素相互叠加和融合，使作品的表达不仅言能尽意，而且妙不可言、出神入化，于是，文学语言的变异即艺术语言的产生也就成为可能。诸如：
1.笑的是她的眼睛，口唇，/和唇边浑圆的漩涡。/艳丽如同甘露，/朵朵的笑向/贝齿的闪光里躲。/那是笑――神的笑，美的笑：/水的映影，风的轻歌。
笑的是她惺忪的鬈发，/散乱的挨着她耳朵。/轻轻如同花影，/痒痒的甜蜜/涌进了你的心窝。/那是笑――诗的笑，画的笑：/云的留痕，浪的柔波。（林徽因《笑》）
诗的意境是静中有动，以优美的想象以及意境的空灵洒脱打动读者。在诗中，“笑”是本体，“甘露”、“水的映影”、“风的轻歌”、“花影”、“云的留痕”、“浪的柔波”是喻体。在这一连串的比喻中，“笑”从视觉顺次转入听觉，凭借视觉与听觉的通感，使“笑”不仅有了声响，而且具有了形状，从而给人以具体真切的实感。这是客观生活的“真”与主观情感的“诚”猝然遇合的结果。
2.偶尔站起来拉开窗帘，看楼下黑色的田野安静的呼吸，可以闻到田里植物凉爽的清香，……（郭敬明《郭敬明成长日记》） “楼下黑色的田野安静的呼吸”和“闻到田里植物凉爽的清香”，能让读者感悟到作者通过比拟和通感修辞手段描绘出的一个秋天夜幕下静谧的田野的景象，表达极具艺术感染力。
3.我们常常抱怨生活中那些还不能真正算得上挫折的际遇，却不知在黯淡中点亮一颗充满希望的心。生活就是一面镜子，只要你的心是亮的，世界便定会春光明媚。在心灵的画布上涂抹阳光，终会绘出一个无怨无悔的人生！（《在心灵的画布上涂抹阳光》）
比喻、比拟修辞手段的综合运用，使表达生动、形象，富有哲理。
像这种客观物象经过人的感情活动而创造出来的独特形象，就是艺术语言中的意象。它是意中之“象”，是一种富有更多的主观色彩、迥异于生活原态而能为人所感知的具体艺术形象。“意象是具体化了的感觉”，这种具有意象的语言，辞面所描写的“象”，已不是客观之“象”，而是发话主体“在万象中，‘抛弃着、拣取着、拼凑着’，选择与自己的情感与思想能揉合的”（艾青）塑造出来的，是客观之“象”的变形，它传递的已不是话语所要传递的真正信息、理性信息，它传递的是“意”，是话语的潜在信息、感性信息，它深孕于辞内的深层。这样的艺术语言具有空灵美、神韵美、虚幻美、意象美。
艺术语言超常的组合搭配与突出形象和情感是相辅相成的。句法的破坏往往会造成语义上的模糊，语义上的模糊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浑沌状态恰好表述了直觉，它净化了芜杂的现实世界，表达了发话主体丰富多样的感受，也给受话人以无穷的回味。因为，对审美来讲，不需要写得太实，太实反而失去了原有的美感。梁启超云：“义山的《锦瑟》、《碧城》、《圣女祠》等诗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他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到一种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我们若还承认美的价值，对于此种文字，便不容轻轻抹煞”。因此，艺术语言往往重写意而不重写实，重神似而不重形似，重意象而不重物象，重心理时空而不重物理时空。艺术语言有其深邃的逻辑基础，它不是形式逻辑，而是情感逻辑。“总之，艺术的表达绝不是逻辑的对立物”。它是一种超越语言常规的“负搭配”，但更是合于语感的“正搭配”。
因此，“艺术的要义一般就在于意义与形象的联系和密切吻合”（黑格尔），艺术语言追求的是内容美与形式美的和谐统一。
“艺术乃心灵之物”（马克思?J?费里德兰德）、“言者，心之声也”（李渔），“艺术是生命的形式”（苏珊?朗格）。生命的形式，其实就是心理的形式，艺术如此，作为美的语言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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