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人文危机”的论战与东西方文明的碰撞

　　杨振宁博士在北京大学演讲时郑重强调：20世纪比两次世界大战更具震撼力的是中华民族之真正的崛起，而使华夏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原因则有赖于炎黄子孙不屈不挠的韧性。这种韧性正是中华文明传统性人文精神的核心与体现。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人文精神危机”大讨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就人性论、人道主义、价值论等问题进行了春秋时代二千五百年后新一轮的百家争鸣，并渐渐地由解构走向重建，人文倾向越发明朗化。

　　在西方世界中，以基督教为代表的神本文化体系中，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重心，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崇拜。这种精神的核心是人本文化的自我体现。人文精神，就是显现人类文化中的人类精神内涵，也是人的本质的体现。

　　其实，在早于欧洲文艺复兴五百多年前的晚唐时期，我们的先哲就已经发现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类自身的贡献远比神的贡献大的多得多，况且神乎其“神”的传说正是人类理想的虚拟。遗憾的是，中国人文传统为礼教文化所束缚，若使之有所突破，非社会变革下的冲击是难以“和平演变”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文倾向”呢？当代学者中不乏将其与哲学、社会科学相提并论，也有将其称为“人文科学”，还有学者将“人文科学”语序稍加变动而为“人文学科”……莫衷一是，令人越发感觉互不搭调。原来这确是一桩无头官司，迄今断无定论。就其广义而言，人文一词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而文化就其特性而言，是只能够培养和启发而不能够像知识一样传授的一种意识形态。因此，“人文倾向”最恰当的注解应该是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精神”中的“人”是群体本位的虚点，只有社会角色意识而无个体性的独立，整体文化导向是以牺牲个人、个性、创造性为代价维护社会的和谐，无形中使人在潜意识中铸就了“反社会”的倾向，即消极盲从又一盘散沙，缺乏合作精神。一方面偏重人文文化，另一方面却贬低科学文化，致使传统的人文精神发育不良。一元化的价值取向限定了成熟性的发展，而对现代西方的人文挑战，不战自馁。

　　现代西方人文精神，包含着由“自然逻辑”―“神性逻辑”― “人性逻辑”的过程。伴随着工商文明，使社会逐步走向民主化、法制化、工业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各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化等。他们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往往突出个人本位意识，充分尊重个人创造力，使大家都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全员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因而人们没有理由怨天尤人――“不是你得不到，而是你没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