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环境的不同也是造成80年诗歌和90年诗歌呈现不同状态的原因之一。
80年代，电视电影都还不普及，人们主要通过书刊来获取知识，《诗刊》《星星》《读书》等一系列的文学刊物成为了诗歌发展的主阵地，推动着诗歌的传播和推广。到90年代，网络开始兴起，小说、散文、戏剧都日益网络化、通俗化，只有诗歌还蜷缩在一些小众的文学刊物中，让读者难以接触，似乎诗歌在通俗化的进程中总是显得有些尴尬。一方面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有着超越其它文学形式的意境和美感，诗歌的解读需要时间成本，而这恰恰是与网络的快节奏相矛盾的；另一方面，某些已经通俗化的诗成功激起了网民的兴趣和热情，但却在网民的戏仿中被消费把玩一通，终还是沦为了娱乐的附庸。
网络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人们的个性和品格。我们的价值看上去多元而开放，但其实都没有逃脱网络这张大网，我们都是被“塑造”出来的。不疯魔不成活，也许一部分个性的丧失也使我们不再拥有诗，也不再拥有诗人一般的理想和情怀。
总的来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时代大背景及民众的日常生活、伦理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使诗歌陷入了巨大的尴尬中，“这种尴尬，既是道德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也是生活方式上的，也是文化上的；然而不论是哪一种尴尬，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生命上的尴尬”。虽然中国当代诗歌处在这样一种被边缘化的困境之中，但我从未怀疑过诗歌的价值。我们读诗写诗，非为它的灵巧，我们读诗写诗，因为我们是人类中的一员，而人类充满了热情，我一直相信我们能在诗中找到生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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