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不相信”到“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

　　80年代是一个“大写时代”，充满时代朝气的青年诗人们在整体反思国家、民族的命运，也探索着了一代人与现实的关系。80年的诗人还具有精英意识，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自信和气魄。他们对诗歌的态度是严肃的，这些诗承担的是启蒙和先锋的角色，而绝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和谈资。北岛诗歌在怀疑、否定中所表达出的“觉醒者”对于理想世界的争取，顾城诗歌对纷乱社会的记录与“一代人”式的反思，舒婷诗歌对社会重大主题的主动承担，以及江河、杨炼在80年代以强烈的“自我意识”探寻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都与当时的时代精神息息相关，透着积极入世的人格追求。

　　进入90年代以后，在一种“众语喧哗”的语境下，任何一种写作及其言说方式都可以在寻找合理性的过程中得到一种认同。诗人们活在当下，他们再无意扮演时代的英雄，他们拒绝深度，甚至拒绝现实，在自己的精神夹缝里游走，写的诗枯燥而浅薄，梨花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2006年，赵丽华的诗在网上走红，召来网民的炮轰和戏仿，就拿她的《一个人来田纳西》举例，“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这样一首把一句话分两行罗列拼凑而成的诗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作者似乎想用平实的语言来传达出深沉的情感，但却弄巧成拙，使诗歌完全丧失了审美性。

　　从北岛的“我不相信”到赵丽华的“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反映出的是诗人对自身文化身份认同感的弱化，这也是一种启蒙意识和责任意识的淡化。我不知道这是时代的必然性，还是个体的变异，亦或者这两者并无区别？也许在社会前进的大潮面前诗人是无力的，现实似乎也缺少培育诗人的土壤，但至少，他们应该有一点点坚守，有一点点为坚守而放弃的勇气，再一次回忆起，我是个诗人，可能在行走之时只照亮了自己，但至少通体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