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潘玉良的作品多为油画、素描，也有少量的雕塑。她这一时期的作品，题材广泛，功力扎实，同时又或多或少闪现出一些西方绘画流派的烙印。当时的巴黎，是欧洲各种艺术思潮融汇的殿堂，从古希腊、古埃及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从法国古典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绘画，各种流派的思想在这里激荡、交融，纷呈在潘玉良的眼前。从《春之歌》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吸取了印象派绘画的光色变化，以自然抒情的笔调表达出生活中蕴含的美的境界。而《仰卧女人体》，则用笔刚劲，造型简洁，色彩浑厚，似乎又有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的影子。然而潘玉良早期更多的作品还是像《红衣老人》、《黑女像》（1925年）等，风格典雅，构图庄重，技法娴熟，笔力遒劲，充分展示了她师承古典主义的严谨作风和良好的学院派功力。
1937年，潘玉良为了继续深造，又重返法国，开始了她长达十年客居他乡的生活。此时的潘玉良较第一次赴法时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她开始有选择地从众多艺术大师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借鉴他人的同时明确地抒发自己的感受和创造，没有凝固在一种风格、一种形式之中。从她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在艺术上广征博采，融合了后期印象派、野兽派以及其它流派绘画的某些风格和韵味。在《穿红靴的女人》中，潘玉良尝试用野兽派强烈奔放的纯色来作画，同时在不损害造型、结构和色彩本质的情况下，细腻地处理画面中衣服、皮靴、皮肤的质感和光影造成的色彩变化，保持了印象主义明亮的光线和鲜明的色调。
她的另―部作品《屠杀》在对战争的表述上又和毕加索的名作《格尔尼卡》有着相同的观点和切入角度。画画里没有枪炮、飞机、炸弹、坦克，看到的只是仰天狂叫的求救者，奔逃的人群、血泊中婴儿肢解的尸体,它聚集了痛苦、绝望、恐怖、残暴的全部意义。在她的静物画里，盛开与凋谢的花朵是其经常刻意描绘的题材，这里明显有着象征主义的痕迹。潘玉良逐渐在借鉴融合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更多地运用了中国传统的线描手法。线描时中国传统绘画的造型基础，有着很强的表现力。潘玉良熟练地掌握了这一技法。并把它融入西画中，丰富了西画的造型语言。在1941年的《女人与猫》、《躺着女人体》以及1942年的《戴帽子的妇女》中潘玉良娴熟地运用线描的粗细、轻重、虚实、顿挫，笔简意深，形象准确，耐人寻味。
50年代后，潘玉良的艺术风格渐趋成熟，从技巧上看已经没有向新的西方潮流探索的痕迹，而代之以稳定的个人风格。她这一时期的大量彩墨画，一反文人画的淡雅，而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她充分发挥油画背景烘染和后印象派的点彩手法，同时又吸收了中国民间艺术的质朴、浑厚、沉静的气韵，融成了一幅幅令人称道的珍品。在《观猫女人体》（1960年），《披花巾女人体》（1960年）和《女人体》（1963年）中，潘玉良先用细腻流畅的线条勾勒出典雅素静的女裸体，然后用淡彩点染出人体的结构和质感，背景部分运用点彩和交错的短线来制造层次，成功地将中国的笔墨精神和西画的实体质感巧妙地融入她的彩墨画中。她五十年代中后期创作了一批以中国民间妇女活动为题材的油画作品，如《双人袖舞》（1955年）《双人扇舞》（1955年）等，有马蒂斯的大块纯色运用的特点，然而在纷繁的西画色彩中又融入了国画的线条勾勒，蕴藏着中国艺术家意境、韵律、诗情。纵观潘玉良的艺术生涯，可以明显看出她的绘画艺术是在中西方文化不断碰撞、融合中萌生发展的。这正切合了她“中西合于一治”以及“同古人中求我，非一从古人而忘我之”的艺术主张。
清代画家恽南田提出“笔墨本无情，不可使笔墨者无情；作画在摄情，不可使鉴赏者不生情。”我们能在潘玉良的画作中感到这份情正是画家得笔外之情。在潘玉良晚期大量中西结合的心血之作中，可以感受到其画面中的禅思、哲意、感受到气韵生动，这气韵生动是靠画家的全部修养、人格和激情产生的。女人体也是潘玉良华绘画的主要题材，得益于她在国外的自由的艺术空气。她运用流畅温婉的线条，尽情勾勒女性饱满柔和的体态，形体夸张适度、丰满滋润。国画勾线渲染和西画色彩的完美结合，使潘玉良的人体作品展现出耐人寻味的优雅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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