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吐蕃时期
公元七世纪由于藏王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与尼泊尔赤尊公主成婚，大量的佛像、佛经也随着两位公主一起进入西藏。据记载，大昭寺和桑耶寺就是融合了多种外来文化而建造的。其中的壁画、雕刻就是由尼泊尔和汉地画工合作完成，至今仍保存在大昭寺。该寺中心佛殿门楣的木雕就具有典型的尼泊尔风格，二楼回廊的法王自修室壁画，也被许多专家认定是吐蕃时期具有尼泊尔风格的壁画。[1]尽管这些雕刻和壁画与画在布上的唐卡在材质上有所不同，但也可据此了解到当时的唐卡绘画风格了。吐蕃时期的唐卡存世者极少，国内可见的唯有西藏萨迦寺保存的“桑结东厦”(SaGsrgyasltuGbCugs)唐卡，上面绘画有35尊佛像，其古朴典雅的艺术风格与敦煌石窟中同时期的壁画极为相似。但要想全面的了解这一时期唐卡艺术风格，单凭一幅作品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弥补这一遗憾，我们只能依靠同时期的敦煌艺术来找寻其传承关系和踪迹。敦煌地处西陲，南与藏区毗邻，唐代中期曾被吐蕃占领达半个多世纪之久，而且一度成为佛教中心。一些学者认为，榆林窟第25窟正壁《八大菩萨曼陀罗》为我们认识吐蕃王朝时期的唐卡艺术面貌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从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带走的大量绘制于8－11世纪的帛画中发现有数十幅属于吐蕃时期绘画风格的作品，其中如大英博物馆所藏《观音曼陀罗》、《如意轮观音》、《虚空藏菩萨》、《观音菩萨》等，这些作品应该属于吐蕃时期的壁画粉本。而收藏于法国罗浮宫的一幅绘于8世纪中叶的《莲花部八尊曼陀罗》帛画，从其对称式的构图、本尊的排列、人物的服饰、造型、法器的描绘等都与唐卡的画法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斯坦因对这批具有克什米尔、印度风格的帛画仔细研究后认为：“能清晰地看出不同风格对敦煌佛教绘画的不同影响……很可能这一画风是从南面经西藏直接传入敦煌的”。同样，敦煌艺术也影响着西藏佛教艺术，吐蕃时期的唐卡和敦煌所藏粉本都会随着佛教和文化交流而被带到对方地域，这种多元化的民族文化交流在石窟艺术和帛画，以及之后的西藏佛寺壁画中都能明显反映出来。
（二）宋元时期
公元836年朗达玛执政之后，反佛势力抬头，佛教在吐蕃全境受到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这次灭佛运动使佛教在西藏销声匿迹达百年之久，直至公元10世纪东印度高僧阿底峡于1042年到阿里托林寺弘法传教。具记载曾有32位克什米尔艺术家随从大师来到阿里。无疑，这些艺术家对藏西的佛教艺术有着深刻的影响。从传世唐卡来看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数属于印度波罗-斯那风格，主尊占据画面中央很大位置，多呈正面，面相卵形或上宽下圆，鼻子修长，眼帘下垂，双眉修长而中间紧连，嘴角上翘；围绕主尊四周对称罗列的其他尊像占据面积很小，棋格式排列齐整，不留空白；主尊两侧往往侍立着较小的菩萨，呈“s”形，稍半侧身姿，半裸，身挂璎珞，穿短小裙裤，露出优美的姿体。忿怒相护法神身材短粗，面相虽凶恶，但绘制效果如同戴了一幅假面具，髭发很短，更像一顶装饰的冠。绘制技巧很娴熟，整体效果细腻而不繁琐，虽有线条勾勒，但线条并没有特别的突出，更多的是以不同色调分清它的层次轮廓，绘制手法质朴、单纯。设色种类较少，多以暖色的红、黄为主调，蓝、绿色配合点缀，画面协调、沉稳、厚重，而且金色的应用极少。13世纪到15世纪萨迦派掌握西藏政教大权后，西藏的唐卡绘画在原有尼泊尔风格的基础上已趋于成熟，先后形成了夏鲁、江孜、古格等样式并随着藏传佛教向东发展，对西夏、蒙古甚至中原的佛教艺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明清时期
15世纪初格鲁派兴起后，开始以拉萨为中心向周边及蒙古等地积极发展，壁画、唐卡的需求也相应大量增长。到17世纪，五世达赖执掌了“甘丹颇章”政教大权后，佛教艺术达到了鼎盛。有的大寺院里,唐卡的数量可以达到成千上万幅。布达拉宫、德格八邦寺等，均藏有较珍贵的各类唐卡万余幅；大昭寺、扎什伦布寺、更庆寺等寺庙也藏有上千幅之多。这一时期不但有大量的民间画工参与绘制寺庙壁画、唐卡，而且很多僧人甚至高僧都参与绘制，以显示自己为精通“五明”者。在东部的康巴、中部的安多和西部的卫藏三大绘画区域及勉唐、钦则、噶玛嘎赤等代表性艺术流派先后形成。这些流派在原有的印度波罗风格基础上，主动向汉地明清时期的民间艺术以及重彩花鸟、青绿山水的成就学习，吸收了汉地绘画作品中的审美追求，百花齐放，争相斗艳，各具特色，促进了唐卡艺术的蓬勃发展。唐卡艺术开始由原先印度、尼泊尔样式的古朴、庄重、色彩单纯、构图简练逐步向画面华丽、设色艳丽、对比强烈、构图复杂转变。
- 欢迎来到文学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