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雕塑艺术概述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社会历史形态的重大转型时期，存在着三大社会历史形态，分别是清皇朝末世、中国革命、人民共和国前期和近期的改革开放。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环境下，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形态烙印，雕塑艺术也呈现出相应的艺术特点，成为切实反映人类文明前进发展和社会形态交替变更的文化艺术形式，也体现了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

　　1.兴起与发展。我国古代传统雕塑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是隋唐时代的陵墓石雕、墓室俑像、石窟以及寺庙雕像，直到二十世纪初，传统雕塑艺术仍占统治地位，雕塑作品中的许多形象都栩栩如生，深刻的传统思想和文化理念也在这些作品中被体现的淋漓尽致。随着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的掀起，有很多的美术青年先后赴西方学习雕塑，如李金发、王静远、刘开渠、梁竹亭、王临乙、曾竹韶等。他们归国后，在当时非常艰难的条件下举行作品展览，参照国外雕塑艺术形式的同时结合自己的民族文化背景，站在写实的立场上为中国的现代雕塑形态的产生做了坚实的铺垫，在他们的努力下，许多艺术院校相继设立雕塑学科，这不仅开创了我国雕塑事业的发展先河，而且为以后的雕塑事业发展提供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使西式雕塑在中国得以发展，为雕塑教育体系的确立做出重大贡献，成为中国近现代雕塑艺术的最早开拓者。在二十世纪中国雕塑发展萌芽时期，我们不得不提蔡元培先生，是他推行“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提倡新雕塑并于1928年亲自创办杭州国立艺术院，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现代雕塑家[1]。

　　以刘开渠先生主持修建的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带，历时六年集体创作完成，以中国近现代革命为主题，按照历史顺序从东南西北四面分别为：曾竹韶先生创作的《焚烧鸦片》、王丙召先生创作的《金田起义》、傅天仇先生创作的《武昌起义》、滑田友先生创作的《五四运动》、王临乙先生创作的《五卅运动》、萧传玖先生创作的《南昌起义》、张松鹤先生创作的《抗日游击战》、以及刘开渠先生创作的《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这些浮雕带高度概括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百年革命斗争的壮丽情景，充分表现了人民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在艺术构思和形式上将中国古代传统雕刻艺术与欧洲写实主义完美结合，在汲取外国先进经验和艺术精髓的基础上，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和融合。1958年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落成，极大鼓舞了雕塑界的创作热情，为建设城市大型纪念碑雕塑创作提供了重要经验，是中国现代雕塑的起点和里程碑[2]。

　　新中国成立后，雕塑创作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美术院校普遍建立雕塑系，并选派留学生、研究生到国外学习。在新中国成立十年之际，首都建造的十大建筑的雕塑群系列，再次掀起了我国雕塑事业的发展新高潮，雕塑家们积极热情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去，他们吸取西方艺术的技法及表现手法，发扬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创造出了一批优秀的雕塑作品，如1965年四川美院创作的《收租院》和1974年央美鲁美合作的《农奴愤》[3]。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解放，整个社会逐步恢复了对艺术创作规律的尊重，雕塑艺术从本质上发生了变化，从封建式走向开放式，变得更宽泛、更自由，创作主题趋于生活化、大众化，许多城市开始环境雕塑建设，大力发展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

　　2.保护和传承。传统是社会、自然以及历史的脉搏，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智慧结晶。中国地域辽阔，民族多样，历史悠久，文化渊源深厚，人与万物之间讲究和谐共处，中国传统雕塑艺术也表现出深沉含蓄的民族个性，认识与解读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作，是雕塑创作的必然趋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需国家加大教育投资，更需学者认真研究艺术文化遗产与传统雕塑精髓，从而具备人文理想、人文情怀和历史责任感，来创作出具有时代元素的作品。从整体上看，二十世纪的雕塑家们勇于学习和创作，不少雕塑家回归民族优秀传统，在保护中传承，在继承中创新，使中国现代雕塑成为中国近代美术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雕塑艺术得以蓬勃发展，同时也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例如之前提到的泥塑作品《收租院》和《农奴愤》，具有鲜明的纪念碑特点，其艺术手法都采用传统的泥塑，由众多优秀的雕塑家共同完成。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继承了传统“泥菩萨”的作法，风格上保持了现实主义特点。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有许多珍贵的雕塑遗存被纳入重点保护对象，但中国雕塑艺术在文革时期遭受重大损失，有些得以及时补救，有些已经无法挽回，雕塑转入低谷。经历过此劫难，国家和人民对传统雕塑的保护意识更加增强并切实做出了一系列的防范保护措施。八十年代以后，西方的雕塑艺术体系被全面纳入我国的艺术教育，很多雕塑家受西方当代艺术影响，敢于突破传统模式，各种思潮和流派不断产生并流行，从观念和技术上都打破了本民族的传统程式，但中国传统雕塑已处于衰落时期，民间小型雕塑虽然繁荣，但未能成为主流。泥人张、面人汤、无锡泥人等为代表的传统雕塑在民间还比较活跃，但随着时代的变迁都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有的失传，有的则融入以西式雕塑为主流的大潮中。这一时段的民族的、传统的雕塑艺术特色几乎少之又少，传统雕塑技艺如何传承和发展，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开拓的。 　　3.创新。创新是人们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在传统上创新，逐步的积累，逐步的改造。在雕塑艺术中，创新已成为雕塑作品价值判断的重要标准，也是今后发展的大趋势。一件好的雕塑作品必定是经过艺术家的深思熟虑，注入自己深刻的人生感悟、炽热的感情，对生活经过透视、提炼、高度概括，再充分运用雕塑艺术的独特表现手法，并在雕塑材料、构图、表现形式上进行探索与创新，才能震撼不同观众的心灵。关注和审视二十世纪以来雕塑家的创作，题材丰富、主题鲜明、表现形式多样，取得了辉煌成就。例如1932年滑天友先生创作的《轰炸》，是他在上海亲眼目睹了日本军队的野蛮轰炸，到达法国后创作了这件杰作。作品通过母子三人躲避飞机轰炸的情节，对三个不同年龄人物的不同动势和表情刻画，自然的表现出他们不同的心理状态，体现母性的慈爱以及维护人类的尊严和正义。作品在艺术处理上使用了一种非常简练的造型手法，组成一个倾斜三角形的构图，给观众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具有独特的艺术处理方式和巨大的感染力，体现出创作者深沉真挚的感情表达。1935年张充仁先生创作的《渔夫之妻》，塑造了一个穷渔夫的妻子站在海边眺望大海、期待丈夫归来的形象。据张先生回忆，当时在课堂上，手捏泥团，想起了远方的家和灾难深重的祖国，顿时失声痛哭不能自已，于是创作了这件作品，寄托对祖国的忧虑和思念。作品不但表现出作者对西方雕塑技法的娴熟把握，同时也融入了作者特有的文化和感情。

　　1954年曾竹韶先生创作的《虎门销烟》，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十块大型浮雕的第一块，表现了1839年广东虎门销毁鸦片的历史事件。人物形体塑造严谨，情绪饱满，泥塑手法娴熟，吸收和运用了中国传统雕刻技法，表现风格注重了民族的欣赏习惯，是尝试结合西方雕塑与民族传统技法创作新题材雕刻作品的一个开端，具有整体洗练、刻画细腻、质朴清新的特点。1982年田世信先生创作的《苗女》，表现的是一个盘髻插梳的苗族姑娘头像，牛角梳被夸张成一对大牛角，双耳下有垂吊的一对大耳环，整体的造型和体量，都散发着英爽和灵气，表现出作者寄寓于平凡而又普通中的坚韧顽强的精神世界。作者开始注重从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精髓中吸取形式语言和表现方法，民族化和本土化的传统资源在作者的创作中被充分的运用，在雕塑创作理念上有了新的突破。1991年钱绍武先生创作的《李大钊纪念像》，在创作前认真地研究了史料，分析了人物的特征和精神气质，注重李大钊特别方正的北方脸型和平齐的发式，从而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到他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向往和坚定的信念。作品塑造手法完全跳出写实主义手法，部分造型采用高度夸张的浮雕来处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的形式，雕塑周围配以松雪和石材衬托，更加体现了作者的创作主题。

　　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下，雕塑艺术的创新需要雕塑家既要尊重艺术的独特性，又要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雕塑的创新不是简单的照搬传统和模仿，更不是一味地排外固守，而是结合中国传统雕塑艺术技法和精神，借鉴西方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对雕塑创作在材料、构图、创作主题及表现形式上的一种创新。雕塑的创新只有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体现民族性、地域性、独特性才有价值，雕塑家应积极的寻找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独特思维优势，敢于打破传统艺术的旧风格，大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