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的中晚期作品，尤其是晚期作品，逐渐形成了“融汇古今”的艺术风格，这个风格的载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图式特征和笔墨语言。图式特征是作品的内在框架结构，决定着作品的整体气势，很具有谢赫“六法论”中的“经营位置”的意涵；而笔墨特征是作品的血肉，是其内在的结构框架与图形范式显示具体的生命力，以“骨法用笔”书写“气韵生动”，其中，笔墨语言的特征又包括“墨”的用法――浓淡焦重轻、墨的种类――水墨丹青两大类。就石鲁的艺术作品的本体特征而言，图形的样式与笔墨的特征是解读其艺术风格所反映的艺术创作思想的根本的系统要素。
1、图式特征
“图式”源自于康德哲学思想――认识论的图形逻辑思想，他把图式看作是“潜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技术，一种技巧，一种表达精神世界的手段。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把图式看作是包括动作结构和运算结构在内的从经验到概念的中介，是主体内部的一种动态的、可变的认知结构。就艺术的创新而言，社会的变革和文化形态的变迁史促成艺术题材、内容、形式等艺术构成元素的深层次的“源动力”，简而言之，时代的思潮转换那些具有时代使命和现代意识的艺术家进行艺术的创新。中国山水画传统构图理念“经营位置”。而图式其中包含构图经营，画家顾恺就在他的《魏晋胜流画赞》里提到构图的表述，写到：“若以临见妙裁，寻其置阵取势，是达画奇妙也”。题材元素和形式的结构重组是绘画图式创兴的重要载体。形式是绘画艺术的首要视觉要素，也最能显示画面的主体特征。石鲁是一个典型的形式主义画家，这种“典型”使其作品呈现一种画面内发的张力和视觉上的冲击力，有着时代的审美意义和图式观念，最为突出的是他的陕北题材的作品，如《辗转陕北》，在画面的图是结构上突出陕北的地形结构，以“满构图”的图形式样，彰显陕北高原的气象，同时也侧面地表达某种“红色理念”，这一点既是其作品的图式特征，又是思想的一种展现。
绘画的图式特征及形态构成与其创作的原点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绘画图式的探索很大程度受制于地域特征以及个性化的提炼与独创。因此，石鲁在进行传统的创新过程中，面对生活、面对大自然提出了“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的真知灼见，对其后的“长安画派”的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营位置”是中国画家尤其是山水画家秉持的首要形式探索的要领。石鲁的绘画作品在图式布局和经营在长期的“师法自然”、“解读传统”、“面对现实生活”的探索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图式结构。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石鲁在陕北的生活深刻体悟与对大自然的细心观察，都经过“转移模写”变成了他艺术创作的原材料，对于陕北黄土高原地貌特征的深刻理解与领悟创造了他个性语言符号和表现手法。从上世界30年代开始，石鲁提倡笔墨、图式、思想表现具有时代精神，既讲究“师法传统”，在石鲁的作品中明显可以看到“北派山水”的代表――范宽的影子，同时又提倡具有时代意义的形式表达，也由此而创造出了构思独特、匠心独运、以主题性绘画和现实浪漫主义结合的图式。石鲁的画面形式布局以黄土高原的地貌特征为主体，通过极富表现力的笔墨，强烈的色彩，刚劲有力的线条塑造黄土高原雄浑和厚重之感，构成了石鲁绘画艺术的追求整体的浑厚气慨，富于张力的同时极具现代审美意味。这一系列的作品如《南泥湾途中》、《东渡》、《高山仰止》等，是局势突出和强化图式结构与形式特征的代表作。除此之外，石鲁的作品在图示构成方面的诸多尝试，也从某种角度反映着石鲁作品的多样综合，陈传席先生曾评价石鲁：画家、作家风格的多样化必统一于性格的同一化之中；石鲁是天才型的画家，天才人物头脑中不停地思考问题；天才型的画家风格必多样，这既反应了石鲁作品图式特征的思想来源，同时也是一种创作思路的展现。
2、笔墨特征
“笔墨”是中国绘画艺术、尤其是写意作品鲜活的血肉组织，在某种程度可以说，如果说图式构成是“骨法用笔”所形成的作品框架，那么笔墨的运用则是“气韵生动”的内在经络。“笔墨”的创造性应用依据于特定的绘画内容和创作载体，石涛在其画语录中提到“笔墨当随时代”，笔墨是中国画的时代变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种艺术的张力，可以说，“笔墨”更多的是反应艺术家内心的细腻的感受，通过笔法和墨色表现出来。可染先生认为：用笔、用墨首先是源于客观现实，中国绘画讲求笔法的目的在于艺术突出有力，是一种“力之美”。在笔墨创造性应用方面，石鲁提倡“笔墨者，艺之总归，术之微要”，“山水一道，变化无穷，古有古法，今有今法，其贵在各家有各家法，法非出于心，然也随自然造化，中发心源，使得山水之性矣。余学涂炭，始终未得其三味，偶有所必，亦残败不全，气短力弱，未有统一格局，或远近欠佳，笔率墨薄，此图偶拭倒笔，虽犹，然近做作法也。”“思想是笔墨之灵魂”，宗白华先生在谈论中国山水画的精神的时候，“民族的天才乃借笔墨的飞舞，写胸中的逸气”，是“化景物为情思的心灵表达”，而笔墨则是“化景物为情思的心灵表达”的表达媒介，即因而石鲁物化为我，我化为笔墨的主客观关系、以神造形，画贵全神的形神观的笔墨语言的艺术观念。 笔墨依附于特定艺术元素的结构特征与画面的图式结构，具体则更多的取决于所表现的对象，石鲁的山水画作或者中晚期的田园水墨，主要描绘的依然是陕北景致，尤其以黄土高原为主要表达对象。石鲁的笔墨的探索性应用一方面是以浓墨书写画面元素的结构特点、再以“随类赋彩”的方法以赭石、焦茶加以烘染，以“浓墨重彩”的大胆的笔法变化，以此书写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宏伟山脉以及春夏秋冬景致的自然特征，在具体的笔墨运用中讲泼墨、积墨、破墨、墨破色、色破墨有机地融为一体，显示出作品画面的大气厚重，使得陕北的各种景致尽显眼前，这种笔墨语言特征在作品《南泥湾途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画有笔墨则思想活，无笔墨则思想死。……笔墨乃画者性情风格之语言，最忌虚情假意、无情无意。”在石鲁看来，笔墨传情，所传之情是发自内心的一草一木一块黄土的深情，是内心世界一种图式化的表达，长期的西北生活和不懈的艺术探索，通过大量作品创作，具有创造性地演示出了“黄土高原皴”的笔墨表现形式，也因此使其作品呈现出雄浑奔放，恣肆泼辣，而又却处处洋溢着“气韵生动”的风神品质。虽然，石鲁晚年的作品有人归纳为“文人画阶段”，与前期的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其笔墨的语言表达较之中前期亦多了几分“润泽”，如作品《家家都在花丛中》，但其在中期所形成的笔墨特征依然作为了艺术表现的主体。
石鲁在中国山水画的图式构成与笔墨的探索，在中国绘画史上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在用笔的方面石鲁一贯主张“骨法用笔”，所谓骨法用笔，在石鲁的艺术观念里就秉持“书画同源”，以书法的用笔去绘画，去写，而不简单的描绘，除此以外，又进行了墨色的大胆处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对传统绘画技法的创造性的现代转换，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用笔没有特定程式，只求把物象描得像，那就很难区别中国画与非中国画的用笔，因而追求程式化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中国画原有的传统程式不完全能适应于表现新时代的人民生活和感情。为了适当反映生活，使作品具有新情调，新感情，新内容，应当创造相应的新程式。怎么创造，他们已经有成就，也是正在摸索中”。“图式”与“笔墨”构成了石鲁作为石鲁作品特征的核心要素，也是在“图式”与“笔墨”的解读中，石鲁的艺术思想亦随之浮现出来，这不仅意味着艺术本体语言的解读，更是从诠释学的角度对具有卓越成就的艺术家的一种深刻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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