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成长人物的塑造

　　陈忠实对“革命”的反思，是通过传统文化来完成的。《白鹿原》在对“革命”的反思中，发现了“传统文化”应有的魅力，转而开始从“批判传统”转向“认同传统”。此时，《白鹿原》已经脱离了陈忠实的掌控。而“认同传统”同样是经过“有意味的形式”得以完成。这种“有意味的形式”就是对非成长人物的塑造。

　　在巴赫金看来，“时间性”是现代小说的基本特点。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使小说由“空间”的艺术转变为“时间”的艺术。“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这一小说类型从最普通意义上来说，可称为人的成长小说”[5]230，而“成长”并“不是他的私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于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通过他完成的。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这里所谈的正是新人的成长问题。所以，未来在这里所起的组织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而且这个未来当然不是私人传记中的未来，而是历史的未来。发生变化的恰恰是世界的基石，于是人就不能不跟着一起变化。”因此，“人在历史中成长”[5]233，是巴赫金对“成长小说”最为直接的命名。

　　和巴赫金所?^的“成长小说”相反，在《白鹿原》中，陈忠实所褒扬的，恰恰是那些非成长人物甚至是逆成长人物。《白鹿原》中共有三个鲜明的非成长性人物，他们是朱先生、白嘉轩和鹿三。此外，《白鹿原》中出现了鹿黑娃这样的“逆成长”人物。他们都是传统文化所遗留的“最好的一个”，同时也是“最后的一个”。

　　鹿三是古代社会“忠仆”形象的典型代表。一方面，他忠于白家两代家主。在饥荒时自己提出要离开白家，因为他不想在白家白吃白住，而拖累了白家。同时，他又是“一个自尊，自信的长工，以自己诚实的劳动取得白家两代人的信任，心地踏实地从白家领取议定的薪俸”，“咱给人家干活就是为了挣人家的粮食和棉花，人家给咱粮食和棉花就是为人家干活，这是天经地义的又是简单不过的事。挣了人家生的，吃了人家热的，不好好给人家干活，那人家雇你干什么？反过来有的财东想让长工干活还想勒扣长工的吃食和薪俸，那长工还有啥心劲给你干活？这样，财东想要雇一个顺的长工和长工想要择一家仁义的财东同样不容易。白家是仁义的。”因为鹿三对白家的忠义之举，使得鹿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好的一个”长工。然而，处于时代命运交叉点上的鹿三，又是白鹿原上――甚至是整个中国――“最后的一个”长工。鹿三是在睡梦中去世的。鹿三和白嘉轩喝酒，两人畅谈畅饮，同枕而眠。第二天早晨起来，鹿三已经死在炕角。此时，《白鹿原》的叙述者――一定程度上可视为陈忠实――这样写道，“白嘉轩双膝一软，扑到鹿三身上，涕泪横流：‘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长工去世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传统文化开始失去孕育生根的土壤，鹿三这样的“最好的长工”再也不可能出现了。“最好的长工”去世了，这也是“最后一个”“最好的长工”。在这样的双重叠加下，鹿三的去世给人一种悲壮的意味，因为鹿三的去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传统文化落幕的凄凉与悲哀。

　　同样，作为“关中大儒”、《乡约》的制定者，朱先生是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位先生，他自幼苦读诗书而能淡泊名利，身处乱世却可匡扶正义。罂粟花在白鹿原疯长的季节，为禁烟他亲手毁掉白嘉轩的罂粟；为社会安定他只身入兵营，以口舌之利劝退二十万清兵；饥荒时节，饿殍遍地，他赈济灾民，不取丝毫；为纪念鹿兆海，他亲扶灵柩，发表慷慨的抗日宣言；“微言大义”，他耗时八载编县志……“这个人一生留下了数不清的奇事轶闻，全都是与人为善的事，竟而找不出一件害人利己的事来。”朱先生去世之后，“白嘉轩不顾一切地奔到灵堂，跌扑在灵桌下，巨大的哭吼声震得房上的屑土都纷纷洒落，只听他口齿不清地悲叫着：‘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作为朱先生“最后一位”也是“最好的一位”关门弟子，黑娃的挽联如是：自信平生无愧事，死后方敢对青天。然而，白鹿原上最好的先生终究是谢世了，他也是白鹿原上最后一位可以代表儒家文化的“先生”，他是真正的白鹿精魄。正如南帆所言，“现代社会的崛起也就是儒家文化渐行渐远的历史”[1]。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朱先生终将远去。当精神导师已经离去，白嘉轩这位度过漫长人生的最好的、也是最后的一位封建家族的族长，他的逝去的结局早已注定。这不仅是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