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的叙事

　　“后革命时期”有关革命历史的书写，无论价值取向，亦或书写方式，和“革命时期”的历史书写有着巨大的不同。孙雯娟指出，相较于经典革命历史叙事，“后革命氛围”中的“革命历史叙事”实际上是一种“再叙事”，这种“再叙事”在文化取向和书写方式等方面与经典革命历史叙事有很大不同。就书写方式而言，“再叙事”针对“革命历史叙事”进行了“重写”，这种“重写”主要包括“续写”“补写”“改写”“戏写”四种书写方式[4]。《白鹿原》属于后革命氛围中的革命历史再叙事，但《白鹿原》的革命历史再叙事并不能简单的归于上述四种“重写”方式，确切的说，《白鹿原》的“再叙事”属于一种“颠倒”叙事，在对经典革命历史叙事的“颠倒”之中，《白鹿原》逐步脱离了陈忠实的掌控，成为更为复杂性的存在。如果说质疑革命的正当性、有效性在诸多“后革命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呈现。《白鹿原》的特殊之处在于，陈忠实不仅质疑革命的正当性和有效性。陈忠实对“革命”有效性的质疑和反思，恰恰是通过被陈忠实所批判的传统文化所实现的。这样的一种转换，在《白鹿原》的文学形式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白鹿原》的“颠倒”共分为两次。作为典型的家族小说，《白鹿原》中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在年龄上也有明显区分，可以轻易地划为“父与子”两大阵营。以鹿兆鹏、鹿兆海、白灵、黑娃等人为代表的子一代，被自觉或不自觉的卷入革命风潮。他们变幻无常的命运同风起云涌的时代革命紧密关联；以白嘉轩、朱先生、鹿三等人为代表的父一代，则更多固守于传统的儒家文化、家族的内部斗争。不论历史如何风谲云诡，家族、宗族始终是他们关注的核心。和绝大多数革命历史书写不同的是，《白鹿原》并未将叙述重心聚焦于“子一代”的革命斗争，恰恰相反，父一代的行为习惯才是《白鹿原》的叙事焦点。通过叙事焦点的巧妙“颠倒”，《白鹿原》成功的将叙事重心从革命中国的历史书写置换为白鹿村的日常伦理书写，和绝大多数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拉开了距离。而《白鹿原》最为独特之处在于以第一次“颠倒”为基础的第二次“颠倒”。如果仅有第一次的“颠倒”，《白鹿原》虽然独特，但也并非绝无仅有。《红旗谱》的叙事焦点同样在“父一代”朱老忠的身上，《创业史》虽然以梁生宝为主人公，但作为“父一代”的梁三老汉同样不可忽视。但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在于，就传统文化、血缘关系而言，“父一代”对“子一代”拥有绝对的权威。但由于革命时代的到来、启蒙话语的膨胀，“子一代”要么作为“叛逆者”形象出现，而血缘关系并不能弥补二者知识谱系的差异；要么作为“引导者”形象出现，在“革命正确性”的神话映照下，“父一代”往往丧失其尊严，成为思想落伍、需要引领的对象。而《白鹿原》在“父子冲突”的结构设置中再次进行了“颠倒”：《白鹿原》不仅将叙事重心聚焦于“父一代”的行为习惯。更进一步，在“父子冲突”的结构模式中，“父一代”虽然仍旧作为传统文化的扞卫者、时代潮流的不合时宜者形象出现。但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受教育”形象的“父一代”，再次找回了“父一代”早已丧失的威信和权力，重新回归一个“父亲”的形象，再次以“引导者”、“教导者”的身份出现。再次出现的“父亲”的形象，却是早已被启蒙、革命逐出历史舞台的传统儒家文化所养育的。两次“颠倒”之后，属于经典革命历史叙事的话语权被完全颠覆：如果说经典革命叙事作品的主人公都经历了一个从被压迫――个人反抗――个人反抗的失败――集体意识的觉醒――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成长历程，而《白鹿原》则塑造了一个几近人格神的抗拒成长的农民英雄；如果说经典革命叙事作品都在诉说着“革命中国”的悲壮与辉煌的主题，那么，《白鹿原》则在诉说传统文化落幕过程中的凄凉与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