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视域中的《白鹿原》与“创作手记”

　　《白鹿原》同其“创作手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实际上是一种相互消解又相互生成的关系。陈忠实思想的单一性与复杂性在这两本互为解读对象的着作中得以尽情呈现。借助于“创作手记”，我们一窥陈忠实的思想状况，在陈忠实的思想状况同《白鹿原》这一“众声喧哗”的场域之间，存在着一条极为明显的缝隙。

　　《白鹿原》是基于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的言说。传统的封建帝国如何有效转换为现代的民族国家是陈忠实文学创作的逻辑原点。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式武器迅速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国门，与此同时，一衣带水的海上弹丸之国日本同样难逃厄运。但两个国家的不同命运带给了陈忠实巨大的震撼和困惑。日本“这个封建小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几乎是依样画葫芦照我们这个大帝国仿建的。洋枪洋舰轰击的结果却大相径庭：日本很快完成了从封建帝制到资本主义的议会制的‘维新’……中国却相反，先是戊戌六君子走上断头台，接住便开始了军阀大混战，直至我们这个泱泱大帝国的学生占领了大半个中国。”[3]陈忠实的文学创作以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为基础，进行深刻反思。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迅速摆脱了封建制度，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迅速前行。反观中国，却只能在苦难与血泪铸就的道路上艰难前进。到底是什么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只能看作是老师比学生的封建文明封建制度更丰富，因而背负的封建腐朽的尘灰也更厚重，学生反倒容易解脱而先生自己反倒难了。绵延了二千年的一个封建大帝国的解体绝不会轻而易举。”[3]由此可知，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使得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是陈忠实思考的核心问题。因此，陈忠实在《白鹿原》的创作中对于两千年的封建传统抱有明确的批判意识。 　　陈忠实的批判意识集中通过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得以呈现。但陈忠实并没有从“阶级”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而是选取了当时广为流行的“文化心理”作为切入点，试图将传统的“文化心理”作为批判对象，这样一种批判对象的转换是通过身份置换来完成的：陈忠实为白嘉轩设置了双重身份，地主（阶级划分）和族长（文化代表）。通过双重身份的设置，陈忠实的批判重心转移到“文化心理”上来；通过“族长”身份的赋予，陈忠实所关注的“文化心理”被表现的淋漓尽致。

　　《白鹿原》中，朱先生可以说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化身，但这一“化身”过于概念化而只能高居神坛。因此，陈忠实塑造了绝对理念的忠实执行者――白嘉轩。在陈忠实的叙事指挥下，白嘉轩请朱先生写了《乡约》。《乡约》的形成，将白嘉轩和朱先生绑在了同一阵营。同时，《乡约》也是白嘉轩“文化心理”形成的根本原因和具体表征。尽管《乡约》在白鹿村的治理效力无可置疑，但是，当黑娃从郭举人家将田小娥带回白鹿村，一场比外部革命更加剧烈的内部革命在白鹿村掀起了另一场“风搅雪”，迅速打破了《乡约》在白鹿村的统治。《乡约》以及白嘉轩所提倡的“修身养性”遭遇了巨大危机。

　　田小娥的出?F，从白鹿村的内部对《乡约》代表的“文化心理”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从福柯的观点来看，白鹿村村民的身体是“顺服的身体”，在几千年的强大的儒家文化的“规训”之下，肉体成为灵魂的监狱，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要在《乡约》的监视之下。而田小娥的肉体则是“自然的肉体”，她几乎没有受到《乡约》的“规训”，她是作为封建宗法文化的反叛者形象出现的。她对黑娃的诱惑，虽说有肉欲的放纵色彩，但更加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反抗。田小娥人格的转型，是在她第一次挨“刺刷”之后。她开始对这个男权世界彻底绝望，充满仇恨，并且主动实施报复，此后她开始不要脸皮，她牵着孝文的阳物走进窑洞……这是一种多么无奈、无力和屈辱的报复！一位柔弱的女子栖身于一方破窑，四面八方是猛如禽兽的男权，她唯一的对抗的武器是女人的身体。这种对抗的结果是她被男权社会彻底摒弃，成了一个千夫所指的“荡妇”。田小娥的下场可想而知，她死在自己的公公鹿三的梭镖之下。连一个老实本分的普通劳动者都不能见容于田小娥，可见封建传统文化的毒害之深，女性争取自由解放的权利就这样被生生扼杀。五四时期轰然倒塌的雷峰塔以六棱塔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

　　由此可知，陈忠实对封建传统具有非常明显的批判意识，文本中也有一定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由文本的批判主题可以看出，陈忠实实际上并未摆脱“现代”的“目光”，此时的“传统”也只能是“现代”之内的“传统”。只不过通过身份的置换，陈忠实的批判对象发生了变换，由阶级批判转换为对传统文化心理的批判。也正因为站在“现代”内部来看“传统”，陈忠实所发现的只能是传统文化对“现代”的阻碍作用。此时，《白鹿原》的叙事还没有摆脱陈忠实的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