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迟来”的论争

　　2013年，王春林在《小说评论》发表了一篇名为《重读<白鹿原>》的文章。时隔八年，王春林的评论文章和南帆发表于2005年的评论文章《文化的尴尬――重评<白鹿原>》进行了一次颇具论争意味的对话。论争的焦点集中于如何看待“文化传统与现代性话语”的问题上。南帆认为，在儒家文化与现代性话语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然而，“历史的脚步有没有可能从现代性的门槛上缩回去？儒家文化有没有能力评价乃至主宰近现代历史？……《白鹿原》的文本分析表明，叙事结构的脱节恰恰源于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脱节”。无情的事实印证了“现代社会的崛起也就是儒家文化渐行渐远的历史”这一话语。而在文化同质化的今天，“后革命时代并未修正现代性话语设定的竞争逻辑，儒家文化并未改写竞争失败者的身份”[1]，儒家文化东山再起远未到来。

　　南帆这一结论的得出源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精准判断：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文化传统与现代性话语就处于二元对立的结构之中。无可否认的是，现代性话语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占据了绝对优势，而文化传统则只能处于“缺席”的“在场者”的地位。但这种判断引起了王春林的质疑。在王春林看来，南帆将《白鹿原》的基本矛盾冲突定位为儒家文化与现代性话语之间的碰撞与交锋，实际上偏离了《白鹿原》文本自身。准确的说，宗法文化谱系与革命现代性之间的碰撞交锋才是《白鹿原》的基本矛盾冲突。通过这一巧妙地置换，“曾经一度遭到南帆强烈质疑的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所出示的精神价值立场，反而因了如此一种转换而具有了某种足够超前的性质”[2]。这一“超前的性质”实质是陈忠实依托于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对曾经被视为“神话”的革命现代性进行深刻的质疑与反思。在此立场上，王春林对南帆的诘问更显力量：难道说仅仅因为在双方对峙竞争的过程中儒家文化处于下风，作家陈忠实就不能够依托于传统文化资源完成对于革命现代性的批判反思么？最后，王春林得出结论，无论依托怎样的文化资源，只要能够“真实地呈现出20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演进的复杂面貌”，“对充满着暴力色彩的革命现代性”做出深刻的质疑和反思，就不能称之为“文化的尴尬”，而恰恰是一种“文化的自觉”。

　　王春林与南帆的论争实际上是知识立场的论争，关乎二者背后所隐藏的知识谱系。南帆站在现代性话语的立场，指出了儒家文化的尴尬。在南帆看来，在现代性话语的介入下，“传统”与“民族”得以分裂，以这一分裂为根基，“现代民族国家”开始摆脱“文化传统”的母体，在“现代性”的道路上直线前行。儒家文化治理白鹿村的效力无可置疑。但是，“对于白鹿村之外的世界，儒家文化能够做些什么？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以及政治和经济体系拥有迥然相异的运行轨迹，儒家文化所提供的理想和管理技术已经远远不够用了”[1]。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南帆认定，在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国共二党的冲突之中，儒家文化根本就没有进行言说的权利、找不到发言的席位。王春林的看法则截然相反。王春林指出，依托于现代性话语的文化霸权地位，南帆宣布了儒家文化的缺席，将儒家文化排除在现代化进程之外。但这样的言?f中总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丛林法则”的意味。这样的判断背后所隐藏的实际上是一种追新逐异的历史进化论逻辑。《白鹿原》的可贵之处在于：《白鹿原》完全摆脱了站在革命之内反思革命的文化逻辑，触及到了“革命”这一话语所存在的根本缺陷。正是借助于“白鹿原”这块独立于现代化进程之外的“飞地”，陈忠实对现代性进程中的“革命现代性”进行了一次自觉的文化反思。

　　同为分析《白鹿原》的评论文章，南帆和王春林得出的结论竟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这是值得深思的。实际上，考察《白鹿原》的评论史、论争史，以《白鹿原》这一文本空间为焦点，一个“众声喧哗”的场域早已形成，批判者有之，赞同者有之；批判具有不同之侧面，赞同具有不同之立场。这一场域得以形成的根源，在于《白鹿原》文本同社会思想状况之间的一种复杂而具有“共谋”性质的关系，这一关系造就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场域。但这种强调“众声喧哗”的历史观或明或暗的对话者，实际上是被奉为正统的“线性史观”以及“革命史观”。考察陈忠实的写作意图，这一转换当然违背了作者的意愿，但《白鹿原》文本的确呈现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历史。文本诞生之后，作者便“死去”了。笔者感兴趣的话题在于：《白鹿原》文本是如何在叙事中摆脱了陈忠实的掌控，营造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