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文人画特点是集诗书画印为一身,有别于画院和画工的单一的绘画风格,开辟了以写意为风格的绘画方式。苏轼在《跋宋汉杰画山》中云:“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3]可见当时主流的山水画已经难逃重复、繁缛的模式。由于画中缺乏绘画者的主观意愿,这就使得画作往往流于俗套或者掺杂大量模仿成分。五代山水画家荆浩、关仝、范宽、李成的画作被士大夫们请下神坛,董源和巨然等在米芾等书画家的推介下逐渐被社会认可其绘画的价值,尤其是其飘逸灵动的画风极受士大夫的推崇。米芾在《海岳论山水画》中云:“董源平淡天真多,唐无此品,在毕宏上,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4]其子米友仁在《画鉴论画山水》中云:“董源夏山图今在史崇文家,天真烂漫,拍塞满轴,不为虚歇烘锁之意,而幽深古润,使人神情爽朗。”[5]在米氏父子等的褒奖下,后人将文人画推崇至极高的地位。由于文人画在技法上承袭了山水画的皴法,在用色和构图上融合了山水画中的淡雅,又拓展了绘画中的“虚无”――大量的空白使其更为简洁凝练。其本质上颠覆了画工画、画院画的写实风格,更为强调人之精神品格的表达,使其内涵更加丰富。由于文人士大夫的高雅情操与忧国忧民的情怀,又使得文人画为松、竹、梅、菊、兰、荷、石、山、水等托物言志之物赋予了更深刻的含义,其意蕴饱含画家对宇宙对人生的哲学感悟。例如,王维的诗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苏轼的胸中之竹,使其所绘之竹似竹而非竹。无论是王维的隐士情怀,还是苏轼的政治抱负,都在其绘画中得以体现。“宋人山水,往往与诗文为缘――或题诗以发画趣,或绘图以取诗境,或运用文法诗意作画。”[6]文人画将绘画、书法、诗词与篆刻融合到了一起,“以诗文抒写情怀,以画传神魅道,以书达情写意,以印明心见性。”[7]其特征并非形态上的画作,而是文人精神的再现,故而每个时期每个画家的画作都融合了不同个人的感情于其中。文人画究其特性,就是用个性化的写意方式,表现个人的主观意愿和个人情感,其本质是一种个人化的书写方式。
宗白华先生认为“人类这种最高的精神活动、艺术境界与哲理境界,是诞生于一个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8]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精、气、神三者的结合,融合道家的“有无相生”、儒家的“成仁取义”与佛家的“万物皆空”三种思想。在文人画中,景物的运用上以志向高洁的植物与山水为主;构图上实景与虚景相互融合,用大量的空白丰富其内涵;思想内涵上,以绘画诗文题跋等形式表现自我。比如八大山人的“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为旧山河”借书画表达对故国的怀念之情;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其绘画追求在于不断的超越自己,通过“借古以开今”不断完善山水画并绘出个人的风格,“我用我法”自成一家。中国的文人画并非止于清代,时至现代,仍不乏大家出现,比如齐白石、潘天寿、吴冠中等。
现代画家的绘画作品往往不局限于文人画一种,也可以这样认为,文人画发展至今实则是一个不断变革自身的过程。当代画家认为文人画在定义上存在误区,其并非指集诗书画印为一身的作品,而是更注重文人的内涵也就是写意特征与“简单”“纯粹”精神的结合。由于新诗和白话文的出现,现代的文人画作品中的诗文并非只以古体诗的形式出现,散文诗、白话文也大量出现在画面上,在表现技法上,由于各种绘画形式的引入,油彩等绘画形式也掺杂进中国传统绘画形式中。形式的创新反映了时代的特征,也代表了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绘画和现代艺术的结合。那么,狭义的文人画在现代如果仅仅作为一种传承的文化记忆来说的话,其实已经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就消减了。而广义的文人画则诞生于近现代,各种艺术思潮涌入中国。中国自文革结束后,现代城市的兴起,生活在“碎片”中的人自然会发起对于新的艺术变革。由于先锋艺术家的大量出现,文人画的阵地也必然随之改变,呈现了一种是固守传统文人画,一种是发展新的文人画形式。
85新潮艺术,使得文人画的性质发生了转变。郎绍君认为:“新文人画是中国式、江南才子式的城市文化;一种充满无奈、无聊的怀旧心理的水墨艺术;一种以雅谑态度否定僵化、空洞、呆板的工具性艺术尝试。”[9]新文人画的命名,使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比如朱新建《美人图》对城市文化中的颓靡浮躁大胆的揭露;又如刘二刚的人物画作,诙谐生动,虽以古人形象出现,但又符合今人的想象;再如边平山所作的花鸟虫鱼,融合了传统文人画的写意又加入了他对线条的理解,用极细的线条表现绘画的清逸脱俗。然而,新文人画也存在诸多问题,鲁明军指出:新文人画在“游”上的表现可圈可点,但缺少“忧”的一面,也就是“其更多侧重于画家一面,但骨子里已不是真正的文人气或士夫气。”[10]现代画家的职业化,使得其画作缺乏对时代的深刻反思,也使得新文人画仅仅作为一种商品性的存在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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