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预叙的叙事功能

　　西方叙事学研究者认为预叙功能比较单一，仅使读者产生“事情是怎样发生进展到所预言的那样结果的”心理反应 [14] 71 。蒲松龄笔下预叙的功能远远超出了西方叙事学研究者论及的范围，不仅能重置事件的顺序构成悬念，调控读者的阅读心理，还可以引发后续事件，突出命运力量，彰显人物性格，反映人情世态，揭示社会变迁。

　　1.以预叙设置悬念

　　不可否认，预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读者对故事结果的期待，容易把阅读小说获得对故事的新奇感的过程蜕变为一种平淡无奇的程序性“知道”的过程，不利于形成营造紧张氛围的悬念。但是，“不利于形成”不意味着“没有形成”，更不意味着完全祛除了作品调动读者预读期待心理的悬念功能。

　　《聊斋志异》中有些的预叙事件注定会发生，即便当事人知道祸福根由所在，也难以躲过灾难。《董生》中医人给王九思、董遐思号太素脉后，说二人“贵脉而有贱兆，寿脉而有促征。……然而董生实甚”。此后董生虽然知道是狐妖诱惑致使日渐羸瘦，但最终没有躲过不幸，吐血斗余而死。从故事情节看，董生的命数在小说开始不久就为医人所预言，但读者不会因此放弃对他命运的关注。读者将会追问：董生命数果真如医人所预言的那样吗？能否出离不幸的遭际？在董生、王九思二人怪异的脉象背后隐含着怎样的神秘力量，竟能致二人命数同中有异？《促织》中成名的妻子向巫婆求助，得到一张提示捕获蟋蟀的画图。这一情节构成模糊性的预叙，读者据此难以确定成名妻子的猜测是否合乎巫婆的意图，也无法确定在巫婆暗示的这个地方是否真能捕获到满足成名心理期待的蟋蟀。这决定了读者不会因为这张图画而放弃对后来故事的探求欲望，更不会放弃对迂讷老实的成名能否摆脱悲惨遭际的关心。

　　而未能如叙述者所预言的那样得以实现的预叙事件，或者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影响，如《辛十四娘》中冯生在地方上有冤难诉，家中婢女寻机接近皇上得其帮助，才得以摆脱辛十四娘当初预告的牢狱之灾；或者人物的意志或德行改变了决定命运走向的合力，如《妖术》中的于公凭着勇毅无畏的精神三次与前来祸害自己的怪物打斗，成功地破除了卜者“三日必死”的语言。在这些作品中，在提前告知的最终结果没有改变或出现之前，与人物命运紧密相关的紧张氛围不仅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因为作者提前的告知而导致悬念的构成情况变得复杂起来。正像有的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我国古代“自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到唐传奇，自宋元话本到明清长篇章回小说，预叙的使用都极为普遍。而且，非但不像热奈特所言预叙不利于悬念的产生，有些成功的预叙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悬念。” [15] “故事结果的悬念感虽然没有了，但是又生出另一种悬念感，即过程的悬念感。” [16] 　　2.以预叙推进情节进展

　　仅仅将预叙事件看作“将来要发生的事”还不够，应该把它与后续事件置于一个叙事的序列中去考察，才能认识到预叙手段的真正作用。优秀的作者往往会注意巧妙运思，前后勾连，处理好预叙事件和后续事件的前后联系，借助预叙事件推进情节发展。

　　《青凤》中耿生与青凤的恋情最初遭到了青凤叔叔的反对阻挠而被迫分手，后来在一次巧遇中，耿生救了青凤，二人遂生活在一起。小说若是就此结束，固然可以为人物安排美满的结局，但不仅将导致情节平淡无奇，缺少意趣，而且难以充分刻画出耿生豪放不羁、不计前嫌的性格特点。此后，作者安排孝儿前来预告知父亲（青凤叔叔）将遇难之事说：“家君有难，非君莫拯。”请耿生援救。狐狸能预知有难而不能避难，让人怀疑这不是命中注定，而是作者故意设置的叙事谋略，即以此预叙引发耿生的救援行动，以消除耿生和青凤叔叔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为二人的结合受到家庭长辈的认可提供转机。

　　同样写男女之情的《娇娜》或许可以使我们更明晰地认识到，在重真情、感知音的蒲松龄笔下，往往喜欢使用预叙去安排人物行动和故事情节，在男女之间的相知相思之情融汇进更为丰富的成份：除了相互间的一见钟情之“情”外，还有他们在生活中共同承担幸福和灾难中产生的亲情与恩义。娇娜不顾异性之嫌用内丹为孔雪笠治病，孔生为她的美丽所惊叹，深深爱上了这位美丽温柔的姑娘，以致“悬想容辉，苦不自已。自是废卷痴坐，无复聊赖”。其后孔生娶了松娘，娇娜只能成为他心灵深处甜美的痛。为了证明异性之间可以有生死知己，小说安排了皇甫公子预告自己家（娇娜家）将遭雷霆之劫，这一预叙考验着孔生对娇娜的感情。孔生锐身承担救难的责任，继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孔生奋力从怪物手中救下了娇娜，自己也倒地而毙；娇娜又一次以内丹救活了孔生。二人的情谊在相互救难之中得到深化，谱写了异性之间以性情恩义相知而不以“性欲”为相处的基础，所以但明伦评说“真能好色者，不必其果为我所有也”。

　　3.以预叙昭示天人关系

　　中国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是研究天人关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不仅是历代历史学家更是哲学家的渴望洞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微妙复杂关系的经典话语表达。在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上，出现两极分立式的观点与主张。一种观点认为人事应该顺从天命，俊杰适时而动；一种观点认为人能胜天，如荀子所说可以“制天命而用之”。《聊斋志异》虽然不是哲学、历史着作，题材内容主要为仙妖鬼怪的故事，然而它所讲述的故事与人间、人事有致密的关系，相当一批作品形象地反映了蒲松龄对命运和个体、天命和人事的关系思考与体认，而预叙则成为蒲松龄昭示天人之间微妙关系的有效手段之一。

　　如《崔猛》一篇，其主角崔猛“性刚毅”“喜雪不平”。道士预言他“多凶横之气，恐难得其善终”，还为他指出一条救厄之路――结交赵僧哥。后来发生一系列事情被当年道士的一一言中：崔猛多方控制自己的情绪，仍然激于义愤抱打不平杀人而入狱受刑，幸好当年结交的赵僧哥鼎力相救，解脱了牢狱之灾。实际上，崔猛的挣扎在命运面前是软弱的：崔猛杀人入狱是对他性情爆烈的惩处报应，逃脱牢狱之灾是由于命中注定能够援救他的赵僧哥的帮助，命运可知而不可变，定数难以逃脱。《牛飞》蕴含着更为曲折的隐喻。农民梦见自己的牛生出双翅飞去，心中感到惊悸。为了避免梦境成为现实，农民将牛卖掉以保住自己的财产。但是很不幸，裹钱的布巾被老鹰带着飞走了，预言还是成了现实。这篇作品在构思上很像古希腊俄狄浦斯的悲剧故事：对抗命运，致使自己反而落入了命运的手掌中。

　　当然，怀着一股讽喻劝世、教化善德的热切情怀，蒲松龄不忍心始终把人的作为、人的力量看得这么卑微，在命运面前毫无反抗之力。有时候，他有意强调人抗争命运操控的主观意志和赤诚之心，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命数。如《钟生》使用的预叙：

　　①道士预言钟生有希望高中乡举获得功名，但其母亲病危，科试完毕钟生再也见不到母亲。

　　道士称钟生前世投石打狗，误打死青蛙，论定数应当横死，不得善终。

　　③道士预言钟生妻子年后将死，他的继室在中州，今年已经十四岁。

　　结果，只有第三个预言成为现实，这个预言的实现不是钟生守株待兔式的等候的结果，钟生的自觉顺应命运行动至为关键：在妻子病逝后，钟生遵母亲嘱咐前往江西省亲，特意转途中州以应当年道士的谶语。第一个预叙事件不仅没发生，结果还预言的还美满。原因是钟生认为“母死不见，且不可复为人，贵为卿相，何加焉？”在科试没有结束就急着回乡奉养母亲。这一片纯孝之情感天地动鬼神，于是命运将人物的遭遇重新作了安排――阴间给他母亲赐寿一纪。第二个预叙事件也没发生，那是因为第三个预叙事件提前发生了：钟生在妻子的帮助下，凭着坚韧执着感动了负有法术的岳父，后者施以援手免于刑罚。在这儿，钟生主观情志的参与了命运和人生所玩的游戏里：在预叙事件成为现实的过程中，人不是毫无意志的受摆布的玩偶，主动的追寻顺应才能获得美好的结局；预叙事件没有成为现实，不是命运对人的控制力减弱了，而是人摆脱命运的主观愿望和主体力量得到强化了。

　　毋庸讳言，蒲松龄在作品中宣扬了上天、命运对人事和个体的先天控制力，但他没有把天、命运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他看到了天意与命运在人力的影响下产生的重要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蒲松龄是一个宿命论者，但是一个“积极的”宿命论者。在他看来，上天给定的运数、阴间的善恶果报是可以改变的，改变的决定性力量是人实施善德美行的决心、孝悌节义的真心或者敬神礼佛的诚心。故而，他笔下的很多人物命运的转机都贯穿着人物坚毅持恒的不懈追求，弥漫着一股人间道德伦理的正义力量。

　　4.以预叙书写世态人情

　　如果过多从叙事层面上对预叙功能的判定聚焦于小说情节结构和叙事序列的分析，就容易忽略预叙在表现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实际上，在《聊斋志异》中我们可以发现预叙展现世态人情的功能。

　　《胡四娘》一篇中，善于知人贵贱的神巫断定庶出的胡四娘“此真贵人也”，这与胡四娘招赘贫寒书生程思孝的现状形成了巨大反差，招致众姊妹、连襟甚至奴婢的讽刺挪揄。神巫的断语并不一定导致程思孝身份显贵，但足以让读者在众人对胡四娘的嘲讽中看到世俗的势利和亲情的淡薄。特别是程思孝显贵后，众人对他们夫妇的态度由倨傲简慢一变为火热亲昵。雪中不送炭，锦上乐添花，这样的反差更能刻写出“贫贱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 [17] 76 的众生相。《邵临淄》篇幅较短，故事情节很简单，作者以术士对太学李生妻子必受官刑的推断设置预叙，并以李生妻子因为詈骂丈夫受到官府杖责臀肉尽脱为呼应，其用意显然不是为了曲折叙事，而是为了借此稀奇事件凸显李生妻子凶悍的个性。其他如《席方平》中席方平入阴间为父伸冤的预叙、《田七郎》中田母关于儿子以死报恩的预言、《辛十四娘》中辛十四娘关于丈夫祸福的断语，均有折射人物性格与见识的叙事功能。 　　较有特色的是《王六郎》中使用的预叙。淹死鬼王六郎对渔夫说自己“明日业满，当有代者，将往投生”，而且明确告知渔夫“亭午，有女子渡河而溺者”，成为自己的替身。这一预叙既有王六郎为“鬼”这一角色具备特异能力的基础条件，又符合民间“水鬼三年一替代”的迷信观念，“可信度”极高。然而，第二天怀抱婴儿落水的那名妇女却未被淹死，预叙的事件过程实现了，王六郎等待已久的替代投生的结果却没有出现。造成预叙事件这一变故的正是王六郎自己，他怜悯女子怀抱中的孩子，不忍殃及无辜，所以没有让女子替代自己而溺死。其实，小说叙述王六郎与渔夫之间的交往已经让读者看出，王六郎虽然身为鬼却不像一般鬼怪那样冰冷无情，没有害人伤人的“自然属性”，反倒颇有酒兴雅趣，重情重义，释放妇人的决定合乎他的一贯性格。在用心安排的预叙事件与后续事件的差异中，蒲松龄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仁心宅厚的鬼的形象，为怪异的作品内容增添了人间的温情，稀释了“鬼”题材带来的阴森感、恐怖感。

　　5.以预叙反映社会现状

　　《聊斋志异》内容“大要多为鬼狐怪异之事” [18] ，但寄托遥深，其命意往往在于人事。清舒其?A跋《聊斋志异》称“大半假鬼狐讽喻世俗” [19] ，南村称之为“一代史局大手笔” [20] ，都针对了《聊斋志异》反映社会、反映时代的变迁的思想内容而言。蒲松龄对时事的感慨和历史事件的反映往往以隐曲的方法融汇到作品中，借助预叙是小说反映社会历史动态的手段之一。

　　《聊斋志异》采用预叙方式来揭示社会历史现状有两种情况。一是把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灾难直接叙述出来。凡涉及到社会巨大变迁，如兵灾战乱、朝代更替，蒲松龄往往借鬼狐等怪异角色之口预叙出来。如《灵官》中朝天观道士与一老狐结为玄友，老狐离开朝天观另寻栖身之处时对道士说：“君亦宜引身他去，大劫将来，此非福地也。”在此预叙之前，小说已经叙述了老狐具备凡人所不能的预知时数的奇异法力，故而这次预叙在情理和性格逻辑上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小说结尾以“未几有甲申之变”与之呼应，构成了完整的叙事圈。全篇融会了大变将临、异物闻风而动、避难而迁的恐慌感和深沉感。《鬼隶》以城隍鬼隶报送济南大劫杀人数为预言，再接以“未几，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映照，写出易代之际战火之惨烈，令人气结于胸。

　　二是以预叙反映社会黑暗、官场丑恶，书写心中郁结的“孤愤”之情，以《何仙》最为有力。《何仙》中乩神何仙评应举士子李忭相的文章为“一等”，但紧接着说了一番很有深意的话：“然此生运数大晦，应犯夏楚。异哉！文与数适不相符，岂文宗不论文耶？”“异哉！文与数适不相符”为李生不得“一等”的预叙，末一句暗示落榜的原因，大有影射现实的深意。果然，放榜后李忭相竟然居四等，何仙的预言得到应验。小说通过预叙暗示了李生穷达不取决于文章，而取决于文宗选任的房师，而这些房师在乩神何仙看来，“曾在黑暗狱中八百年，损其目之精气”，昏聩糊涂难辨文章优劣。小说称何仙与其他以算卦、占卜、神示等方式预言吉凶的人物不同，“每为人决疑难事，多凭理，不甚言休咎”。可见作者的用意在“岂文宗不论文耶”一句上，旨在提醒读者不要把何仙的乩语看作是单纯的对李生科试逆顺的神示，而应看作是对现实黑暗“事理”和“世情”的深刻揭示。

　　总之，蒲松龄不仅以多样化的方式建构和使用“预叙”这一措施叙事手段，拓展延伸了预叙的叙事功能，而且比前人有更为清醒的运用预叙实现独特叙事意图的意识。《聊斋志异》能被公推为古代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蒲松龄在预叙运用艺术方面开展的自觉探索与取得的成果功不可没。当前，学术界对《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从多方面作了深入研究和高度概括，但对它的预叙艺术及功能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深入研究，故为此文，以期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