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预叙的建构方式

　　《聊斋志异》中运用了许多方式构成预叙。这些预叙方式，有的继承了史传和前代小说的传统，有的则属于蒲松龄的开拓与创新。可以说，蒲松龄已经自觉意识到，预叙是调节叙事节奏、将故事有意味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一种有效的话语方式。

　　1.卜筮式预叙

　　以打卦、占卜、星相、相面等方术、巫术断言人物的命运走势，或者预言事件的发展，可称为卜筮式预叙。这种建构预叙的方式与原始巫术、宗教信仰有深厚的渊源关系。殷商时期，国君、国家有重大举措都要占卜以问吉凶泰否。至秦汉间，方术卜筮之风盛行。《汉书?艺文志》所列六略之中与卜筮有关的是数术略，着录了大量介绍观天文、查历谱、推五行、用蓍龟、运杂占、相形法等预测吉凶之法的书籍 [10] 1765-1775 。随着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宗教观念蔓延衍化，预测吉凶的卜筮方法和阐释征兆事理也进一步趋于多样化。这些卜筮之术、预测吉凶的作法，从两个方面渗透进小说领域，一是以卜筮预言吉凶作为小说叙事内容之一；二是作家以卜筮预言吉凶为叙事技巧，借此渲染神秘气氛，吸引读者。 　　《聊斋志异》吸纳了这些卜筮方法作为构建预叙的手段，表现在小说结构上，主要有两种安排。一种是在故事开端就讲述有关占卜算卦预知的后事，对故事的关键情节有所交代，进而影响主体事件的进程和全篇的叙事结构，《钟生》《董生》《妖术》等均属于这样的作品。《妖术》中能够决人生死、十分灵验的卜算者一见于公就声称生病的仆人并无大恙，而于公却生命可危。这一预叙有两个作用：一是造成了悬念，引发阅读者心中疑问――为什么生病的人会无性命之忧，而于公却面临严峻的死亡威胁？二是引发后续事件：所谓预言其实是卜算者故神其术、作诈害人以骗取钱财的手段，如果于公选择破财消灾，或者没有这次占卜的预叙事件，就不会引发此后于公与怪物的三次搏斗。

　　还有一种安排是在故事进行的中间嵌入卜筮式预叙，这儿的预叙事件只影响后来发生的事情。如《促织》中，成名千方百计搜寻蟋蟀应征，却终无所获难以如愿，万般无奈之下向驼背巫婆祈求神示。驼背巫婆通过一幅图暗示发现蟋蟀的处所，后来果如所示捕得一只上品蟋蟀。这儿，预叙事件是在主要事件到了水穷山尽的时候出现的，促使主要事件发生了转向，成名也由不幸开始走向幸运，别有深意。《续黄粱》中意气昂扬的曾孝廉向老僧贞问富贵，老僧预言他有“二十年太平宰相” ① 的福分。令人惊奇的是，这一预叙事件不是在现实中得以实现，曾孝廉在一梦之中享尽了官至宰相的无限威风和无上尊荣，也历尽了失宠后受尽的屈辱折磨，更经历了由人间到地狱再到人间的惨烈报应。预叙事件“二十年太平宰相”的实现方式并未让当事人和读者感到欣喜振奋，反而充盈着一股仕途坎坷、宦海无常的沮丧之气，故而曾孝廉醒来即刻看淡了功名利禄。从这两篇作品看来，《聊斋志异》在故事中间嵌入的这一类预叙，往往意味着人物的命运、观念等发生转折，故事的发展走向产生改变，形成了因“突转”而来的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艺术效果。

　　2.梦示式预叙

　　即以梦中发生的事件作为后来的主要事件的预叙。古人认为梦境中的事情并非虚幻而是真实，“把梦看作是真实的存在时，梦也就会介入到实际生活之中了” [11] 516 。故而将梦视为对生活事件的暗示或预言，占梦以测吉凶遂成为方术的一种。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神话式的意象梦，梦像具有象征隐喻作用；另一种是直梦，所梦之事为将来欲发生的事 [11] 528 ，《聊斋志异》常常以这两种类型的梦构架预叙。

　　使用神话式的意象梦预叙的代表作品是《梦狼》。此篇叙述白翁梦入儿子白甲的官衙所见的种种事情作为对梦外事件的预叙：白翁看到的贪婪残忍、以死人为食的狼，现实中实则为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衙役；其子白甲与衙役同食死人，被神将索拿时化为吃人猛虎，现实中的白甲与衙役沆瀣一气，贪污受贿，残害百姓；梦中的猛虎被金甲神将打落牙齿，且神将预言他儿子将于“明年四月毙命”。后来白翁的次子去看望兄长，亲眼目睹衙役们巧取豪夺，白翁长子坠马跌落牙齿，次年途中遭遇盗寇被杀，一系列事件都与梦境的预叙事件相符。以预叙的方式将人的本性与“虎”“狼”的本性关联起来，使梦境成为对现实的象征和隐喻，这样的写法比直接叙述白甲贪赃枉法、为官不仁的种种恶行更令人震撼，不仅深化了小说的思想内涵，而且使作品具备了强烈的批判性。《诗谳》中吴蜚卿被诬为杀人凶手含冤入狱，自以为必死无疑。有一夜梦见神人说：“子勿死，曩日‘外边凶’，目下‘里面吉’矣。”神人的话暗示了吴蜚卿昭雪冤屈的线索：后来主审官员为周元亮，而“里面吉”正是“周”的拆字谜。《牛飞》中有人梦见自己的牛生两翅飞走，结果损失了卖牛的钱。均属于以意象梦为预叙。

　　蒲松龄更乐于以直梦为预叙手段，如《小棺》开篇讲述天津船夫夜梦有人告知“明日有载竹笥赁舟者”，第二天果如所言；《皂隶》中历城县令梦见城隍索要差人服役，于是写了八名皂隶的姓名在文牒上焚烧在城隍庙里，当夜八个人全部死去；《云萝公主》中安大业的母亲梦见有人说儿子当娶公主为妻，云萝公主主动姿态而降下嫁给他，预叙遂成现实。使用直梦预叙的代表作品为《王桂庵》，因为它对梦境的描述细致真切，而且和后续事件惊人一致。小说讲述王桂庵在南游途中对邻船上风姿绰约的女子一见倾心，然而好事未谐便匆匆分别。王桂庵日思夜想，因思成梦，梦中来到江村一户人家，惊喜地发现这就是女子的住处。一年多后，王桂庵至镇江寻访友人误入一个小村庄，所见景象和行为经过与此前的梦境完全一样。该作品利用直梦与人物真实经历构成预叙与呼应关系，传达了思念之切可以引发真切的梦境、梦境的真切可以生成现实的真实的神思，让阅读者从中感受到心诚则灵、心意相感的力量。这一梦中的预叙事件还起到调控叙事节奏、曲折叙事的作用，但明伦对此评点得很到位。他说：“佳梦初成……相逢在今，老父何来，此借梦中而又做一伸，又做一缩。……再至江村，马缨之树依然，舟中之人宛在，妖梦可见……极力一伸矣。”所谓“伸”是事情按照人物的期望向前发展，“缩”是人物愿望暂时受到挫折，一伸一缩之间，叙事有起伏，情节有迂回，避免了叙事“平庸、直率、生硬、软弱之病”。

　　3.角色化预叙

　　角色化预叙是指由作品中的人物（这儿的人物不包括占卜者，而是作品中的狐妖仙怪、普通人等等）预言即将发生的事情。在我国，仙妖鬼怪能够预言吉凶、预知未来的观念由来已久，而普通人物讲述将要发生的事情，也有其客观依据和生活逻辑，并非完全出于小说家的臆构。在现实生活中，能根据相关现象、条件和情境因素对事态发展、人生遭际和社会趋势做出预判，是一个人具有深刻洞察力和出色智慧的标志。民众对这样的人满怀赞美、向往和追慕之心，在传播其事迹、描述其为人方面，不无夸张和理想化的成分，故而如诸葛亮、刘伯温等人，不仅在现实中享有崇高的声望，而且在小说领域也大放异彩。

　　以仙妖神怪故事为主要题材内容创作小说，蒲松龄自然不会置这一叙事传统于不顾。他精心设计，让自己笔下的仙人方士、鬼狐精怪发挥超乎常人的预见能力，将他们洞烛先机、预知吉凶的本领运作为建构预叙的契机。《王成》中的老妪为狐仙，授意王成外出经商时叮嘱说：“宜勤勿惰，宜急勿缓；迟之一日，则悔之晚矣！”而王成贩卖途中畏惧路途泥泞耽误一日，原本供不应求、市价腾贵的葛因四方商旅云集而价格暴跌，终以亏负告终。老妪的忠告不幸成真，显示了她睿智的见识和精准的判断。《白秋练》中的鱼怪白秋练、《刘夫人》中的鬼魄刘夫人也具备和老妪一样的能够预知经营何种货物、在何地贩卖、在何时购进或出手能获得最佳利润回报的本事，她们对经商的看法与预判，也成为小说的预叙内容。《聊斋志异》中有些精怪不仅能预言祸福，而且能预知如何化解灾难，如《小梅》中狐女小梅预言丈夫王慕贞晦运将来，自己要携子归宁，以解厄运，并告知王慕贞解除厄运的时机和办法：“君记取家有死口时，当于晨鸡初唱，诣西河柳堤上，见有挑葵花灯来者，遮道苦求，可免灾难。” 　　即便是小说中塑造的普通人物，也有很多人具有远见卓识，通晓事情事理，能够识雨于云起之际，观命于殆危之时。蒲松龄充分调用这类人物异于常人的能够预言世态人情变迁、人物命运波折和事件发展趋势的深邃的见识和敏锐的眼光，为作品增添奇幻色彩，唤起读者无限的遐想与感慨。《张鸿渐》中张鸿渐的妻子对丈夫参与控告县令赵某一事，深感不以为然。她说：“大凡秀才作事，可以共胜，而不可以共败：胜则人人贪天功，一败则纷然瓦解。”《田七郎》中田七郎的母亲说武承修必罹奇祸，预言了七郎与武承休交往的结果：“富人报人以财，穷人报人以义。无故而得重赂，不祥，恐将取死报于子矣！”两篇作品事态发展的结果都如她们的预言。这样的预叙反映出她们虽然身为女子却有男子所不具备的深邃见识和敏锐眼光，打破了传统的“头发长见识短”歧视女性的观念，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

　　4.直叙式预叙

　　所谓直叙式预叙指的是作者介入小说，可以直接把后来发生的事件提前告知读者。这种预叙在话本、拟话本和章回小说中常见，这是说话表演艺术的临场性讲述遗留下来的痕迹。文言小说与上述小说文体的情形有所不同。唐宋时期“严格以‘实录’或‘信实’为标准评价小说，凡言有虚幻错讹的，一律斥为不经加以贬斥。” [12] 明清时期小说尚虚观念渐次深入人心，确立了“虚构”在小说中的地位和价值，认识并深入发掘了虚构的艺术效果，辩证地把握了生活真实、艺术虚构、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 [13] ，但是文言小说作家仍然缺少如蒲松龄这样自由驰骋文笔、以虚构幻异为主要手段的创作胆识和勇气，大多以保持客观中立为宗旨，平实叙事，绝少行使作者直接预叙的权力。

　　让我们赞叹的是，蒲松龄在一些作品中使用了作者直叙式预叙，有意识地在文言小说领域探索“作者――读者”对话渠道，表现出了可贵的开拓意识和丰富叙事手段的艺术自觉。这类作品有《水莽草》《青蛙神》《司札吏》《殷天官》《促织》《念秧》等。《水莽草》在开端叙述楚中桃花江一带惯常发生的事情，预示下文祝生的得遇水莽鬼误服水莽草毒身亡的故事。《殷天官》叙述了荒废的故家宅地常出现怪异现象以致蓬蒿满宅、白昼无人敢入，接着写颇有胆略的少年殷天官与诸生打赌入荒宅，为下文遇到狐妖嫁女做铺垫，借殷天官的眼目印证了荒宅的奇异之处。《促织》讲述了宣德年间皇上喜好斗蟋蟀，官员为取宠而媚上，以致进贡蟋蟀成为常例之后，接着叙述里胥借此名目收敛民财，预言了成名被报充里正役即将面对的倾家荡产、受尽责打的遭际。从《聊斋志异》中为数不多的使用直叙式预叙的作品看，蒲松龄对这一叙事错时手段的运用不纯熟。在他笔下，预叙事件是概述式、一般性的，后续事件是具体的、个别性的，二者不具备对等关系，预叙事件作为后续事件的背景要素的意味比较明显。这正说明，对于蒲松龄来说，使用直叙式预叙还处在尝试摸索之中，假如能再前进一步，深入发掘出作者预叙事件与后续事件的精准呼应关系，预叙就能在他笔下具备更多的叙事功能。

　　当然，《聊斋志异》的预叙不限于上面所论的几种。有的作品使用了诗文预叙的手段，如《莲花公主》中以“才人登桂府，君子爱莲花”对联为窦旭娶莲花公主的征兆之词，《伍秋月》以“伍秋月，葬无冢，三十年，嫁王鼎”的韵语预言三十年后发生的事件，《杨大洪》中使用“江边柳下三弄笛，抛向江心莫叹息”的诗句预示杨涟在江边遇道士为之治病，等等。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