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预叙的艺术渊源

　　最早的预叙应该诞生于口耳传递信息的言语交往之中，人们使用预叙的心理渊源大致可以从以下诸方面加以把握：（1）人类渴望掌握自然、社会的神秘编码以掌控自身命运的群体心理，如巫师、卜者等根据事物征兆推断即将发生的事情，属于这种群体心理的外化行为。（2）宗教信仰，人们将宗教视为与人的命运的神秘力量之源，宗教信仰可以“延伸”人的智慧以便洞察先机。汉魏六朝时期神怪小说多用预叙直言或者暗示吉凶，要么出于如鲁迅先生所说“大抵纪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 [3] 54 的崇佛心理，要么与“道家的广为传播与道教的自神其教息息相关” [4] 109 。热奈特甚至将预言、启示录、神谕、占星术、手相术、纸牌占卜、占梦等各种形式的预叙渊源均推至蒙昧时代的宗教思维 [5] 149 。（3）话语主体的自我强化意识，通过“预言”将来可以凸显话语主体的睿智与权威，如富于阅历和经验的年长者在涉世未深的年轻人面前依据情理或逻辑对将来的事情作出预判隐含着这种心理。（4）对“听话者”（接受者）的调控意愿，这种心理在叙事成为一种娱乐方式之后尤为明显，叙述者利用预叙引发“听话者”产生预期的欣赏欲求和情绪变化，如章回小说以“说书人”的口吻讲述未来发生之事，以满足读者对故事结局的期待心理。

　　我国预叙的文本源头可以上溯至殷商时期，其时国家遇到重大事件往往通过占卜以贞问吉凶，并将占卜的结果刻写在龟甲兽骨上，是为甲骨文。《甲骨文合集》第六○五七版就叙述了一个完整的三段式占卜事件：（1）占卜的内容是未来一旬内是否有灾祸发生；（2）占卜者根据征兆十分肯定说会发生灾祸；（3）第五日国家边境受到侵犯，百姓受到祸害 [6] 175 。在这一事件中，第二段是作为第三段的预叙而存在的，且第三段发生的事件印证了预叙的准确性。

　　除了上述心理、文本的艺术渊源外，我国古代小说预叙艺术还受到史传叙事的影响。“史传对占卜等神秘文化的叙写是造成古典小说预叙发达的根本原因之一。远古时期，巫史不分，……举凡卜筮星历及灾异感应等事自然都属于史官叙述的范围。而他们记述这些神秘之事的目的很明确，即‘为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观于未来，观形法以辨其贵贱’。如此，这些带有预言性质的神秘现象便以预叙的形式出现，并成为史传突出的叙述传统之一。” [7] 先秦时期的史书如《左传》《战国策》等以及后世的正史如《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撰写者遵循着实录原则撰写史传，但不避讳使用预叙手段，借助预叙将原生态的历史素材加工改造为带有一定是非善恶的伦理评价及价值判断立场的“叙事历史”。《左传》使用的预叙类型已经非常丰富：有以占卜星相等预言吉凶的方式构成的预叙，如“僖公十五年”为秦军征讨晋国占卜，徒父根据卦象断为大吉大利，秦国将会俘虏晋国的国君，结果果然如占卜所预言的那样。有以当事人或相关者预判事态发展走向及结果构成的预叙，如“庄公八年”鲍叔牙目睹齐襄公登上君位后施政的乱象说：“君使民慢，乱将作矣。” [8] 176 这隐含着鲍叔牙对国君施政的委婉批评，也成为对日后齐国公孙无知叛上作乱的预言。有以描述梦境、叙述梦情为手段构成的预叙，“《左传》叙梦最多，且有梦必占，二十九处叙梦只有五处没有应验，也就是说《左传》叙梦有二十四处起着预叙作用。而且，它还开创了‘梦――梦验’的叙梦模式。《史记》中预叙之梦也很多，它沿袭了《左传》的叙梦模式” [7] 。

　　受史传叙事的影响，无论是志怪小说，还是唐传奇、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章回小说均把预叙当作一种有效的叙事手段。以占卜、梦示、神谕或普通人直接下断语是文言小说常见的预叙方式；话本、拟话本在得胜回头与正话之间常常以叙述者的口吻说“方才说的某某事，如今再说某某事”，紧接着以概要话语来告知读者（听众）正话内容，在正话中还会以叙述者插入议论或借助诗歌韵语构成预叙手段 [9] 71 ；章回小说则经常使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放下……不提，且说……人（事）”这类套语来预叙此后的小说故事情节。这些古代史传及小说的叙事经验的积累成为《聊斋志异》预叙手段得以枝叶繁茂的坚实土壤和艺术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