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之首有写心

　　一般认为，正史客观真实，野史荒诞不经，在正史与野史之间有着明确的分野。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却认为：“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野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因此他在编撰《资治通鉴》时，也采及野史小说。钱钟书为此评价道：“夫稗史小说、野语街谈，即未可凭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据以乩人情而征人心。”[1]271史书中的人物多为已经故去的历史人物，对于创作者而言，历史人物的心理难以知晓，其心理描写也是难于完成的。

　　作为正史之首，毫无疑问，《史记》是一部严肃的历史着作。史书自然有史书的编写规范，它首先要遵循实录的原则。史家在为人物作传时，只能借助人物自身的言行和场合进行极为有限地议论生发，借此再现人物行为，反映人物的性格。由于历史着作的客观性，史官工作的特殊性，从严肃意义上来说应完全排斥作者依靠心理分析和想象去写那完全看不到的人物内在心理活动。从这个角度看，史书应该尽量减少甚至杜绝人物心理活动的存在。但是在被誉为“正史之首”的《史记》中却有着数量不菲的心理描写。司马迁“在人物的描写、刻画上，加进了很多心理活动和对话，跟他善于虚构的文学才能有关……通过对史料的加工，在不影响全体真实的情况下，进行文学性的、虚构的再创造。”[2]这些历史人物的写心自然离不开想象、虚构等艺术手段的使用，从实质上来说，这是通过文学手段来完成史书的撰述的，写心的存在更是《史记》成为一部文学巨着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从历史人物写心艺术的角度去把握《史记》，为我们重新评估、认识《史记》一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视角，可以大大深化我们对《史记》文学性的理解和认识。

　　2002年史记研究学者集体编写的《史记教程》[3]233-235和2009年张新科主编的《史记概论》[4]91-93对人物写心有专门叙述，认为《史记》人物写心的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让人物通过独白、对话等表白心迹。第二，用心理动词直接揭示。第三，借别人言辞间接揭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从总体上来说，只是在某一点上有所开掘，有的从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有的从具体历史人物分析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但都缺乏必要的深度、广度与一定的理论高度，基本没有超出两本教材概括的水平。

　　笔者认为，可以将《史记》中的写心分为直写法与曲写法两种。“直写法”意为对人物的心理活动直接描写，前边所述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