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散文的辞赋化特点

　　作为一位在辞赋上很有成就的辞赋家，扬雄的散文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辞赋特色。上面论及的《答刘歆书》、《上书谏勿许单于朝》就具有辞赋的特点。《上书谏勿许单于朝》就大量用了铺陈手法，论述汉与匈奴的历史关系，详细透彻，很有气势。这说明扬雄能自觉地把辞赋创作手法运用到散文创作中去，使自己的散文创作打上了辞赋的印记。

　　扬雄的散文有辞赋骈丽之风，《上书谏勿许单于朝》中的骈句累累，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语言的力量，骈偶句随处可见：“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匈奴之结解，中国之忧平”；“不一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以及“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以）填庐山之壑”；还有成段的骈俪以殿全篇之后：“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往时尝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之壁，藉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旎，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马邑之策安所设？卫、霍之功何得用？五将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后，虽智者劳心于内，辩者毂击于外，犹不若未然之时也。”扬雄这一大段的骈俪文，用铺张扬厉的手法，把匈奴对汉朝边境安全的危害剖析得明晰透彻。这里用对比手法写出匈奴未服时，汉王朝倾力攻击匈奴，又用夸张手法写汉朝“倾国殚货，伏尸流血”损失惨重，想使匈奴臣服是如此艰难；既服之后，汉王朝又恩威并施，才与匈奴相安无事。回想以往对边境少数民族征战，也只有匈奴是中国的坚敌，不可轻视。对于匈奴愿意来朝称臣，扬雄认为是一件值得汉王朝重视之事，是汉王朝改善与匈奴关系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力劝哀帝允许匈奴单于入朝。此文立意深刻、议论豪迈、气势雄健、修辞出色，将富有文采的艺术特色与比较进步的民族思想内容融为一体，有辞赋特点，是一篇出色的谏书。

　　《剧秦美新》一文表面是对新莽王朝的赞美，但暗寓立讽，立论在于无论谁在上位都应勤政爱民，这样的观点在当时无疑是先进而又大胆的。该文多丽辞，有许多极精工的对偶句，如：“配五帝，冠三王”；“流唐漂虞，涤殷荡周”；“耆儒硕老，抱其书而远逊；礼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谈”；等等，可见扬雄驾驭语言的功底之深。这些语句，既有骈语流漓之美，又有散体顿挫之力，读起来朗朗上口。这种多变的句式更便于铺陈事物，文辞华美，发表议论，于铺叙中见作者的旨意，也使这篇奏文带有辞赋的特点。虽然该文被后世诟病，但不失为一篇好文章。 　　扬雄独创的连珠体文章是杂文，更是小的论说散文。西晋傅玄《连珠序》又曰：“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5]刘勰《文心雕龙?杂文》指出：“扬雄覃思文阁，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6]连珠这种体裁，篇幅都很小，一篇只有几句。扬雄的连珠文以“臣闻”开头，四字句为主，韵散结合，运用了简练的语言和多种修辞手法，把复杂的事理说清楚。连珠文虽篇幅短小，却于凝练含蓄之中见言简意赅，讽谏之意跃然纸上。如他的连珠第一则中说道：“是以岩穴无隐，而侧陋章现也。”就用的是借代手法，用“岩穴”、“侧陋”借代贤人，阐明了明君取士贵在不拘一格录用贤人。

　　值得一提的是扬雄的学术着作《法言》，是篇论说散文，仿《论语》而作的，采用问答体，富于说理，推陈出新，思深意奥，其文犹有辞赋骈俪之风。在《法言》中对偶句很多，且句式多变，便于说理，如：“或问：“屈原智乎？”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对偶句的运用，使句式整齐，音节和谐，行文流畅奔放，也把抽象的道理说得具体形象，通俗易懂。在《法言》里，扬雄提倡的宗经征圣的复古思想，对儒学的独特见解为后人津津乐道。扬雄的散文，以其寓意深刻含蓄、语约词丰的行文特色影响唐、宋古文运动，特别对唐代散文大师韩愈的影响很深，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谓“退之（韩愈）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说明在韩愈心目中扬雄与司马迁并驾齐驱，对其评价之高。若仔细研究一下韩愈的散文，不难发现他的散文创作受扬雄散文影响很大。

　　不过，扬雄为文不免古奥难读，故作艰深之辞，是其行文弊端。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就曾提到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这个弊病，鲁迅也曾说《法言》：“扬雄先生的‘蠢迪检柙’，就将‘动由规矩’这四个平常字，翻成难字的。”[7]但这也掩饰不了扬雄在辞赋散文创作上的创新成就。

　　综上所述，扬雄在散文创作上的艺术成就铸就了他的文章与众不同，不愧是散文大家。班固《汉书?地理志》中赞扬道：“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8]他的辞赋散文在后世常被拿来借鉴， 后世古文运动提出的“文必秦汉”，指的是西汉文章，一定有扬雄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