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地区由于先天地理环境优越、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等因素，市民阶级不断壮大，呈现出与其他地方迥然不同的文化特色：“市民生活的庸俗乐趣与文人生活的市隐情趣产生了奇异的交融，雅与俗的界限变得模糊了，精雅化与俗常化同时表现在人们生活中，”[6]受到这种特殊文化环境的影响，李渔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人物，在他看来“觅应得之利，谋之有道，即人间大隐。”[7]
李渔所处的文化环境和他的生活理念决定了他的创作观念，即迎合广大观众的需求。李渔在《风筝误》（8）结尾写了这样一首诗：
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阕。
何时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成愁咽。
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
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
可见《风筝误》并不是言志抒怀，承担社会功能的案头之作，而是轻松活泼，供人娱乐消愁的场上之曲。首先，剧中主人公韩生不仅满足丰神俊逸、才华出众的才子标准，在他身上更多了几分无拘无束的市井欢愉，满足了观众的心理需求。其次剧中的曲词通俗易懂、诙谐有趣，迎合了观众的需求。最后，作为一出喜剧，《风筝误》的情节充满了误会与巧合，造成引人逗笑的喜剧效果且以大团圆结局收尾，也迎合了大众娱乐消愁的心理。由此可观之，《风筝误》是典型的场上之曲。
《风筝误》作为李渔的代表作也存在着格调不高、与社会脱节、低级情趣较浓的缺陷，但是我们更应该正视《风筝误》叙事特征的典型性，对其进行研究分析，对今天的戏曲创作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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