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对“作者论”也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在当代的电影环境下,作者论更倾向于作者是的知名度高的人”。这种观点不无道理,第六代导演出现在公众媒体的机会不频繁,论知名度和影响力也不如第五代导演甚至不如演员。但是他们都是这个时代敢于坚持用电影来讲真话的导演,他们实现了并且一直在探索巴赞的电影理想。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功不可没。
然而,正如文章开头提到的一样,电影作为商品,也应该具有它的商品性。票房也是检验电影的一项标准。而第六代导演们有些偏离主流价值和大众趣味的艺术片备受冷落,生存空间也不断受到外界的挤压。这不只是有外界的原因,这样的情况也有第六代自己的原因。
第六代导演普遍在电影的感情表达和娱乐性、大众性出现冲突的时候舍弃后者。这样的作品受众范围狭小,无法让更多观众产生兴趣或者共鸣。因此,在商品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大坏境就使得第六代的作品几乎不能生存。再者,第六代导演多采用反传统戏剧性的叙事方式,这背离了深受“戏剧性”影响的中国观众的审美习惯。纪实风格电影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现实,解构了观众梦幻式的心理期待,颠覆了人们习惯性的审美经验,不可避免地会遭到观众的排斥和抵触,票房的失利也是无法避免的事。
商业和艺术的冲突、个性化的展现和大众化的抵触始终贯穿在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同事成为影片的风格和缺憾。作为电影导演对于这个矛盾更有体会和感悟。第六代的作品和观众的期待差距太大,这样它们之间的审美距离就也越来越远。如果观众对一部影片很难理解,这肯定不是导演的初衷,这样的话这部影片要在当代观众中最大限度的体现它的审美价值的目的也就无法实现了。正如接受美学大师姚斯的观点一样,“不存在可以离开读者而自足存在的所谓的艺术作品,艺术作品的价值只有通过欣赏者的欣赏才能实现”。第六代导演的未来的何去何从,可谓是整个中国艺术电影生存和发展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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