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潭集》里的诗歌

　　《花潭集》大约成书于16世纪初。因花潭先生酷爱山水，尤其喜欢游历东海山川，徜徉乎松林之间，极尽得意，所以，《花潭集》里充满了山风水貌。根据《花潭集》第五刊的内容统计，《花潭集》里共有诗75首，其中，咏物诗6首，说理诗5首，闲适诗25首，赠答诗则39首。由文集中诗歌的数量可以轻易看出，先生是一个纵情肆意、随性淡然之人，更是一个重视酬和答谢之贤士。花潭先生在《次留守沈相国彦庆韵》里这样写道：“自喜清时作逸民，还嫌投刺谒邦君。无才医国趋风土，有约椟山卧白云。世上功名虽不做，道中糟粕尚能分。睡馀忽被垂佳句，为谢先生更右文。”先生不喜功名，唯独在闲云野鹤上情有独钟，大致因为此生之志不过是庄生晓梦罢了。先生此诗中说自己在睡觉之时都能写出佳句，可见其心如流风肆马，思若泉涌蝶飞，无拘无束，才华之高，心性之淡，都一览无余。正因先生不喜功名，因此，即使贫贱低下，“年来盘上无盐久，莫向茅斋苦叫号”（《闻鼓刀》），先生依然安贫乐道，不坠闲云之志。白居易曾讽刺中唐之诗不过“嘲风月，弄花草”，言当时之诗不能讽谏圣上、安邦定国，还说即使杜甫之诗能入他眼中者，不过几十首罢了。白氏所谓“嘲风月，弄花草”，大抵更多指向六朝之诗，红妆暗水，绿柳迷烟，一派淫靡之气，而非指能书写性情、寄托轻思寡怨或者闲愁小绪之闲适诗。远观魏晋之风，阮、嵇之辈，月夜抚琴，把酒竹菊，像极了“嘲风月，弄花草”，然而他们志向高洁，品行清幽，甚少纤尘瑕疵，与流连风月之徒实为两岸。今观花潭先生，与阮、嵇一类而与风月有别。所以，“嘲风月”与“卧闲云”不可一事而言，而“弄花草”与“醉松林”不可相提并论。

　　《花潭集》里收录最多的是赠答诗，其次是闲适诗，然后是咏物诗和说理诗。赠答诗在中国，自《诗经》即有。《诗经?郑风?东门之蝉》：“东门之蝉，茹芦在阪。其室则迩，其人甚远。东门之栗，有践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即。”两章分别为相思男女咏叹之辞，形成了赠答的形式，只不过没有以赠答名篇而已。又如《诗经?大雅?崧高》最后两章：“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这里明确指出了“吉甫作诵”、“以赠申伯”，可以说是开“赠答”名篇之先河。在《楚辞》里，我们同样也能看到这种赠答的诗篇。例如《楚辞?九歌?湘君》与《湘夫人》这两篇，就是一赠一答的关系，不过其格调更接近于民歌形式，以至于我们不把它们与后来的文人赠答诗相提并论。两汉时期，文坛上是赋体兴盛，诗体式微。文人之诗散落如晨星，但却出现了以“赠答”名篇的诗歌，虽数量有限，但其作品既承接了我国的赠答传统，又有了创造性，是完整意义上的赠答诗了。自汉以后，魏晋之风骨互慰，唐李杜之别地酬和、元白之诗友情深，宋苏黄之幽默相戏，明之前后七子，清之南朱北王等等，皆酬和赠答之妙章，千古文坛之佳话。要而言之，中国古代赠答诗的发展由“赠言”发轫，经过“称诗喻志”与“吉甫作诵，以赠申伯”的赋诗阶段，由无“赠答”之名到以“赠答”名篇，由礼尚往来的应酬对答到抒写个人性情，表现人际的真情往来，再到两汉文坛出现完整的赠答诗以及千古传唱的优秀作品，―直绵延流传。

　　再论闲适诗。前文提到的闲适诗之大家白居易曾给闲适诗做出这样的定义：“又或公退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与元九书》）从归隐派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句中露出一片淡泊闲适之I隋不难看出，他是闲适诗的鼻祖，但把闲适诗学思想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当属白居易，他奠定了闲适诗学思想之理论基石。在他的《与元九书》：“至於‘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白居易给出了明确的闲适诗诗歌理论。在他的眼里，闲适诗是讽喻诗的补充。如果说他在设计讽喻诗理论时完全没有将个人的情感和个人需要考虑进去，是志在“兼济”的话，那么他的闲适诗则开始考虑个人情感的需要，“独善”目的非常明确。如果说讽喻诗是政治愿望的体现，带有很大理想成分的话，那么闲适诗并不考虑诗歌的社会价值，而是注重诗歌的精神愉悦和心灵超越，以满足对个人心灵空间的追求，满足对人生的形而上学思考。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需求既表现在人世的社会性需要上，也表现在自我精神超越的个性需求上。这构成了中国诗学的两大源流：一个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诗学观，偏重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和价值，代表性的有孔子的“兴、观、群、怨”理论，荀子《乐论》理论和《毛诗序》等理论，当然也包括白居易的讽喻诗理论。另一个是以佛道思想为基础的以抒发个人情感（包括个人形而上学思考）为目的的诗学理论。闲适诗学理论即是在后一种背景下形成的。虽然花潭先生明确表示对佛道之理论持排斥态度，然而，文学文化之染色绝非一言能简单避之，其深沉的文化内蕴早已融入诗人的骨髓，也许诗人自己并不得知。东汉以后，由于文人个人意识觉醒和个人命运的不稳定，抒发个人情感为主的诗歌形成了一股很大的潮流。其中陆机提出“缘情”说可以说标志着诗学理论的重大变化。在文章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诗学理论长期以来受到肯定之后，以个人情感抒发为基础的“缘情”诗歌开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陆机的“缘情”之情，已与“诗言志”理论有很大差异。他的情，主要是指个人的感情，和魏晋以来文学的自觉和人的觉醒有直接关系。陆机抒发的情大多是“悲情”，这与他倡导“应、和、悲、雅、艳”的审美标准是一致的。陆机以悲为美的审美观在中国文学史上非常有影响。白居易的闲适诗所谓的“吟玩性情”者，也是以个人感情为基础的。从创作上，陶渊明对白居易有重大影响。陶诗流露出一片淡泊闲适之情，可以被看做闲适诗的鼻祖。陶诗的淡泊之情是自然流露，并没有上升到理论，白居易的闲适诗学思想却有着高度自觉。闲适诗学思想可以说是白居易最有独创性的诗学思想，也对后世文人产生了较大影响。在白居易后期的诗学观念中，闲适诗成为其占主导地位的诗学观念，他确立了_一种新的审美标准一闲适美。“朝鲜文人接受白诗的大部分是闲适诗，在朝鲜白居易并不像杜甫或苏轼作为学诗的对象而受到他们的崇尚。他们衡量白诗的价值，反而着重其‘闲居览月’和‘乐天忘忧’的功能。”花潭先生亦不例外。花潭先生之诗自然有种“闲适美”，然而他之“闲适美”却夹杂了道家之自然、佛家之寂然、性理学之凝然，绝非一般意义上的闲适美。这在下一节中将会重点讲到。 　　至于咏物诗就是托物言志或借物抒情的诗歌，通过事物的咏叹体现人文思想。咏物诗中所咏之“物”往往是作者的自况，与诗人的自我形象完全融合在一起，作者在描摹事物中寄托了一定的感情。诗中或流露出作者的人生态度，或寄寓美好的愿望，或包涵生活的哲理，或表现作者的生活情趣。咏物诗是我国民族传统诗歌中的一枝奇葩。古人很喜欢咏物，据统计，仅《全唐诗》已存咏物诗6021首之多。而说理诗是表现诗人的哲学观点，反映哲学道理的诗。这种诗内容深沉浑厚、含蓄、隽永，多将哲学的抽象哲理含蕴于鲜明的艺术形象之中。篇幅短小精悍，古代大都是四句的绝句，新诗则一至四句均有出现，如苏轼的《题西林壁》、白居易的《长恨歌》、苏轼的《琴诗》、陈毅的《冬夜杂咏?青松》等。写作哲理诗，要语出自然，有警句创见，避免概念化、一般化，切忌人云亦云，浅薄无味。花潭先生醉心松林，自然也喜咏叹花草什物。至于说理诗，因他乃心性学之大家，自然有理则成诗，信手拈来，只是在《花潭集》里，说理诗不多，大致是因为先生不愿将哲学之思简答以诗之四句八句囊括之，所以，在收录的《花潭集》里，说理诗显得分量不足，事实上以诗说哲并不能代表花潭先生之哲学成就。以上仅就《花潭集》里四种类型之诗做了简单的梳理，下面就对《花潭集》此四类诗之艺术成就做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