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潭先生与《花潭集》

　　朝鲜成宗二十年至明宗元年，也就是中国明代弘治二年（1489）至嘉靖二十五年（1546），朝鲜王朝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性理学者，名徐敬德。徐敬德先生，字可久，号复斋，又号花潭，谥号文康。因中岁辞官归于开城府外“花潭”之地，自号曰“花潭”，遂世称“花潭先生”，有《花潭集》传世。

　　花潭先生以性理学为着，留《原理气》《理气说》《太虚说》《鬼神死生论》等篇，欲采程、张、朱三家说而破前人未敢深论处。就现在学者的研究而言，花潭先生融合周、邵、张、程、朱等先儒的学说，一以宋儒为宗，尤其尊崇朱子之学。朝鲜历史上，一直视花潭先生为“主气论”的先驱和集大成者。花潭先生试图在先儒“未说破处”作深入阐发，其核心则是归宗于“气”之_元论。花潭对释家和道家皆持排斥态度，大致是因为此二家未明“气”之源。笔者在此处多言花潭的性理学之说，是因为无论朝鲜还是中国，对于花潭先生的性理之学都做出了诸多的研究，在中朝两国人民心中，花潭先生最大的贡献想必就是性理之学。

　　在文坛上与其他外国友人在华之地位相较，花潭先生可谓无与伦比。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乾隆时期，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已将《花潭集》列入别集存目。徐浩修《燕行纪》卷三有汉（大清汉人，笔者按）礼部尚书纪昀言花潭事，曰：“贵国徐敬德《花潭集》，编人《四库全书?别集类》，外国诗文集之编诸《四库》，千载_人而已。”为了更好地阐释徐敬德的诗学以及性理学之理论，特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八之文摘录于下：

　　明嘉靖中朝鲜生员徐敬德撰。敬德贫居讲学，年五十六，其国提学金安国以遗逸荐，授奉参，力辞不就，居於花潭，因以为号。是集杂文、杂诗共二卷。其文《中原理气》―篇，末有附记，称曰“先生”。《鬼神生死论》一篇，末亦有附记，称以上四篇，皆先生病亟时作。诗中《次申企斋韵》一首，附录原作，称企斋赠先生诗。盖其门人所编也。敬德之学，一以宋儒为宗，而尤究心於《周子太极图说》、《邵子皇极经世》，集中杂着，皆发挥二书之旨。其《送沈教授序》，全然邵子之学也。其《论丧制疏》、《答朴枝华书》，亦颇究心礼制。盖东士之务正学者。诗则强为《击壤集》派，又多杂其国方音，如所谓“穷秋盛节换，木落天地瘦”，体近郊、岛者不多见也。他如《无弦琴铭》：不用其弦，用其弦弦，律外宫商，吾得其天；非乐之以音，乐其音音；非听之以耳，听之以心。彼哉子期，曷耳吾琴。稍得苏、黄意者，亦偶一遇之。然朝鲜文士，大抵以吟咏闻於上国，其卓然传濂、洛、关、闽之说，以教其乡者，自敬德始。亦可谓豪杰之士矣。故诗文虽不入格，特存其目，以表其人焉。

　　四库之臣早已明了花潭之性理学乃“一以宋儒为宗”，六字简洁而内涵深刻，又言花潭乃发挥《周子太极图说》和《邵子皇极经世》二书之旨，“发挥”二字大有深意。花潭为“东士之务正学者”，是因为他的诗和学问远播内外，的确是“亦可谓豪杰之士矣。”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四库之臣对花潭的诗歌并未作出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花潭的诗“强为《击壤集》派”，还多杂朝鲜国之土音，即使“体近郊、岛者不多”，但“稍得苏、黄意者，亦偶一遇之”，甚至直接明言“故诗文虽不入格”云云，皆大谬也。四库馆臣对花潭作出如此不堪的评价，一则在国力上因他们天朝上国的骄傲心理对别国不屑，二则在文化上因中华诗歌之成就确实远胜朝鲜，因此他们才能妄加评论而不自谦。实际上，《花潭集》里收录的徐敬德的诗歌，大部分作品艺术水平极高，只是徐敬德之性理学遮盖了他的诗文成就，再加上很少有学者研究花潭先生的诗歌，才会让这些造诣较高的诗歌湮没于文案。

　　为了更好地展开《花潭集》里诗歌的研究，有必要首先对《花潭集》的大致情况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花潭集》共5个版本。初刊本由门人许晔等人整理刊行，时间大约在明宗、宣祖年间（公元1552年左右）。这个本子每页10行，每行20字，两卷为1册，上卷为文，下卷为诗。重刊本是宣祖三十八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刻本，每页10行，每行20字，每1卷为1册。三刊本则每页9行，每行19字，只1册。该刊之人及时间不详，但是另收了赋文1篇，想必是花潭之近亲好友所为。四刊本即1770年金用谦之刊本，每页10行，每行20字，共3卷2册，此版本之编次为诗、文、附录，较为全面。五刊本为1786年赵有善、马之光等增补之本，此刊是在四刊的基础上重新附录，本集2卷，附录2卷，合为2册。值得注意的是，该刊目录与正文均以文体类分。本文所用之刊为第五刊。五刊所收内容有：卷1收赋1篇，诗78首；卷2收疏2、书4、杂着11、序1、铭2；卷3为附录1，收先生年谱等；卷4为附录2，收崧阳书院之祭文等；书之最后有历代之跋。乾隆年间之《四库全书》收录的正是第五刊。《花潭集》能为《四库全书》收录，足见徐敬德先生学问之影响和中朝两国文化交流之盛况，亦可见中朝两国在文化上的诸多共通之处。然而正如前文所言，《花潭集》之性理学得到了充分的挖掘，而《花潭集》之诗歌却甚少有人研究，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清人自以为天朝上国，傲慢虚待，但现今中国的学术以务实为先，尊重别国的文化，虚心研究和学习才是真正促进自身进步的良好门径，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识。因此，《花潭集》里的诗歌研究成为迫不及待之事，这也正是本文之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