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对书法艺术的影响

　　魏晋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士人的人格行为极度的自信风流，不滞于物、不拘礼节成为他们的人生态度。他们特立独行，又喜雅集，常聚于山林中饮酒纵歌。清静无为的处世思想，形成了士大夫阶层特有的魏晋风度，直接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推出了令人膜拜敬仰的“书圣”。“魏晋风度”得到许多文人骚客的赞赏。

　　1、人性意识对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

　　魏晋动荡的社会背景使士人的世界观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不愿心怀天下、入世为官，而是选择寄情山水远离尘世。他们个性张扬大胆，享受超然物外的生活，向往空灵隽永。中国文化史上颇具一格的士大夫文化便发轫于此。这时士人已经从追求功名利禄转向对人生的思考。王羲之在《兰亭序》中表现出的豁达的生活态度以及对人生的思考，正说明了魏晋士人人性意识的启迪和人生价值的发现，书家对个性的强调便始于此。

　　2、玄学影响下的社会风气对书法艺术的影响

　　玄学始自黄老之学，“以《老子》、《庄子》、《周易》为清谈资料，故称为‘三玄’，玄学、佛学、道学思想融为一体，是魏晋南北朝士人的思想基础。”[2]（P4）士大夫们对儒家经学的束缚感到厌恶，再加之统治者对士人的迫害，他们纷纷逃避现实，“口不臧否人物”、“言皆玄逸”[2]（P4），多谈论自然哲理，故清谈之风大盛。清谈又称谈玄，意为玄奇神妙、深奥莫测。名士们乐于啸聚山林谈玄论道，放歌纵酒畅谈人生，他们的思想精神及行为举止形成了特有的魏晋风度。

　　在门阀制度达到鼎盛的东晋，名士往往集高官与隐士于一身。他们出身名门，生活优裕又有着极高雅的情趣。如王羲之长期盘桓于会稽的山光水色之中，悠游天地，畅想人生。可以说，是大自然的美孕育了他的洒脱不羁，而这份逍遥四方的闲情雅致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又都毫无保留地倾泻于他的书法作品之中。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是从晋人的风流雅韵中产生的，是中国千年文化传承的灵魂。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种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适当的艺术表现。只有这样如梦似幻、如诗似画般的艺术形式才能表达出晋人空灵的玄学精神，达到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在玄学的影响下，出现一批清谈名流，王羲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后世的书家中虽不乏大家，但由于缺少了孕育魏晋名士的大环境，因此无一人能写出王羲之书法的雅韵来。

　　魏晋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名士们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望尘莫及。它作为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崇尚自然又率性而为，甚至是孤芳自赏，不屑高官厚禄。东晋时，朝廷屡次请王羲之出任吏部尚书都遭拒绝，或许正是因为精神上得到了满足才会对现实功名不屑一顾吧。王羲之嗜酒如命，不谙世事，他尊重人格独立，主张率真无为，热爱自然和艺术，过着潇洒风流而又闲雅的生活，以隐逸为最高追求，希望有一天可以得道成仙，随风而去。也只有他这种旷达的人生哲学，才能书写出千古名篇《兰亭序》。

　　魏晋时期“人物品藻”[3]（P79）之风盛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尚――魏晋风度，魏晋之风又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和书风的转变，一改汉以来隶书的厚重之气，转为清新淡雅、出奇脱俗，充分体现作者的个性及精神追求。

　　总之，魏晋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意识等多方面的影响，促使了王羲之书法风格的转变。有着“天下第一行书”美誉的《兰亭序》是其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既大气磅礴又潇洒飘逸，将魏晋的名士风度充分的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