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次决斗
《射击》的叙述者“我”随军队驻扎在一个小镇，与军官们经常往来的是一个现年三十五岁的退役骠骑兵，名叫西尔维奥。在介绍了西尔维奥“性情阴郁，脾气暴躁，说话尖刻”[3]的性格和爱好射击的基本情况之后，随即引出了故事的第一个偶然事件：一个醉酒的军官在赌牌时侮辱了西尔维奥，后者没有提出决斗的胆怯行为使得他神秘威严的形象在“我”心中大打折扣，即出现了“我”对西尔维奥的“信任危机”。与此同时，一封突然的来信使西尔维奥做出了即刻离开小镇、前往莫斯科的决定。在送别宴之后，西尔维奥向“我”解释了自己不提出决斗的原因以及神秘来信背后的故事：六年前，在骠骑兵团服役的时候，由于嫉妒与一个青年军官产生了冲突，并挨了他一耳光，两人进行了决斗，当轮到西尔维奥开枪时，青年若无其事地吃着军帽中的樱桃，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让西尔维奥决定保留这一枪。西尔维奥隐居小镇六年，每日勤于练习枪法就是为了报仇，可以将此概括为“复仇计划”。由此，当前的“信任危机”和源于六年前的“复仇计划”将主人公推向了故事发展的高潮―第二次决斗。叙述者“我”与西尔维奥分别之后的五年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当“我”在一个村庄管理产业时，听说一对富有的伯爵夫妇要来这里度假，于是前去拜访。因为一幅被两发子弹同时打中的瑞士风景画，“我”得知了伯爵便是西尔维奥的仇人。借伯爵之口，叙述了五年前决斗的情景：当西尔维奥准备开枪时，看到伯爵夫妇的惊恐与慌乱，心理上得到满足的西尔维奥最终放弃了朝伯爵射击。
两次的决斗，作者都没有进行直接描写，而是通过西尔维奥和伯爵的回忆重新展现。由于两次决斗相隔六年，层次、时空和结局都不同，在此将这种按时间发展先后进行的顺序描写称之为历时描写。正是这种时空的交错、延续，使得读者抓住了两次决斗的不同。第一次决斗，伯爵态度随意，对生死淡漠，这让西尔维奥感到屈辱和愤怒；第二次决斗，伯爵夫妇恐惧、慌乱，西尔维奥则满足、释怀。由此可见，伯爵的态度直接影响着西尔维奥的心理感受。西尔维奥是一个自尊心极强、崇尚武力的人，在生活道路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方向，白白浪费了聪明才智和大好时光。
（二）三次驿站之行
《驿站长》在叙事上同样也使用了历时手法。通过“我”三次拜访驿站将小说串联起来，时间、地点、人物明晰，使读者清楚地把握了故事的发展脉络。三次驿站之行，读者仿佛与叙述者一同经历，其中对比的鲜明和愈发的苍凉之感跃然纸上。
第一次经过驿站，驿站长维林“精神饱满，容光焕发”，他的女儿杜妮亚聪明伶俐，“美得让我吃惊”。三个人在“摆着几盆凤仙花，床上挂着花布幔帘”的温馨氛围中喝茶、聊天。临别时与杜妮亚在穿堂里的一吻也“在我心中留下悠长、愉快的记忆”。三四年后，故地重游，驿站破败，不见杜妮亚身影，维林衰老得厉害。在老人喝了几杯潘趣酒之后，终于向我倾诉了悲伤的过往―杜妮亚被一个过路军官骗走了，至今生死不明。维林前往彼得堡寻女无果，独自一人在驿站黯然神伤，聊度残年。当“我”第三次前往驿站的时候，驿站已经被撤销，从别人口中得知驿站长一年前已经去世。为人妻母的杜妮亚曾拜谒过父母的墓地，她“倒下去躺了很久”。
三次驿站之行，境况愈发凄惨，由“我”、驿站长、杜妮亚到“我”、驿站长到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总结他们的命运。而驿站长维林和女儿的命运正如文中“浪子回头”的故事。维林是那个“头戴尖顶帽、身穿长袍的可敬老人”，杜妮亚则是神情不安、欲去远行的青年。杜妮亚抛弃老父、追随明斯基，过起上流社会的贵族生活即第二幅图中青年的放荡行为。只是最后，维林不曾像画中的老人跑出去迎接自己“迷途的羔羊”，杜妮亚的脸上也不曾“露出深切的悲痛和悔恨”。这就是普希金为我们展示的传统为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维林代表的是按部就班的传统文化，一切照老路走；杜妮亚是现代文化的代表―希望自由选择生活。维林最终抑郁而死，杜妮亚过上期望的生活，这正是传统社会体制将要消亡的预示，维林这类小人物无疑是那个时代最默默无闻的牺牲者。
《驿站长》的三次历时描写，将小说层层递推到故事的末端，于是时代和小人物的悲剧便整个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作者所要表达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精炼的叙事手法中力透纸背。普希金第一个以其具有洞察力的、天才的智慧，以其纯粹俄罗斯的心灵，发现并指出了这一主要的、病态的现象，并将这种否定的典型醒目地放在我们眼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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