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艺术的探索

　　纪蔚然说他戏剧的特点是希望在语言上有所突破，因此他还是一个偏于传统的注重语言对白的剧作家，为了更好地发挥话剧以语言对白为主的艺术特征，他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大胆尝试和探索。他在《夜夜夜麻》一书附录的“作者的话”中说：“所有剧场元素当中，语言是我着力最多的实验。我摸索节奏，大量运用脏话，玩弄成语、滥调、俚语、黑话。我希望跳脱文艺腔的窠臼，避免西式语法的难堪，杜防日常说话的琐碎，进而发展出一种既生活且风格、既很口语又带有诗意的对白。”结合其剧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纪蔚然戏剧中的语言艺术探索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大量使用脏话和废话的语言特点。在纪蔚然的剧作里，脏话的使用量和频率都是极高的。通过对脏话的使用，纪蔚然充分体现了其作为一种语言类型所具有的表达情绪、增进情谊以及针锋相对的独特功能，并揭示了在人们使用脏话的背后所隐含的精神危机与困境。以《夜夜夜麻》为例，四位男主角的对白就充满了脏话和语言暴力，不仅“干”声连连，“他妈的”不断，还有“操”、“Fuck ”、“Shit”、“我靠”等词语散落于对白中。如剧中一段打牌过程中，Peter起身接电话的片段： 　　Peter：忘了。（讲电话）喂？干嘛？（许久不讲话）你等一下。（对其他三人）你们等一下。

　　（Peter走向舞台左边，由左翼幕下）

　　诗人：操！

　　马克：他妈的！

　　山猪：Fuck ！[6]31

　　剧中的Peter是个成功的商人，但他的家庭生活名存实亡;马克是个堂堂的大学教授，却也难以压抑猥亵的内在;诗人才华洋溢，却在绝望中走向自我放弃的道路，这些原本应保持彬彬有礼的社会形象的角色在粗鄙卑贱的脏话使用过程中暴露了其内在的不堪与堕落，他们只能坐在那里，通过脏话发泄对现实和自身的不满，逞口舌之快，却丧失了行动的意志和能力，脏话对于他们而言更多暴露了其充满绝望和无助的精神困境。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一般认为口头的脏话越是严重，说脏话的人意图对抗社会环境的冲动越是强烈。在纪蔚然的剧作中，也可以看到由于当代台湾人非常不满意岛内政治社会现状，使他们往往在使用脏话的过程中反而能取得顺畅的交流和沟通效果。例如《无可奉告》“场景七”中的出租车司机与乘客原本互相提防，冷漠相对，没有交流和沟通的欲望，但是在发泄对台湾社会和交通的不满方面，通过说脏话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找到共同的话题：

　　“司机突然紧急刹车，乘客身子往前急倾。

　　司机：他妈的，开车不长眼睛。

　　乘客：就是嘛。

　　司机：台湾交通这么乱，就是因为有这种杂碎在开车。

　　乘客：一点都没错。妈的，有一次，我……

　　乘客以下只比手画脚，边讲边往右边的座椅靠。”[5]179

　　还有该剧的“场景一”中，自由人、上班族、研究生都在等待雨颜， 因雨颜的迟到，三人把各自的愤怒和不满都迁移到他身上，并准备不顾情面地声讨和质问雨颜，而当雨颜真的来了之后：

　　“雨颜：他妈的，台湾完蛋了！

　　三人同时反应：‘怎么啦？’‘啊？’‘什么？’

　　雨颜：我刚才骑车到捷运站，结果……

　　雨颜只是比手画脚，其他三人不时发生反应：‘啊！’‘真的啊？’‘哇铐！’‘有这种事？’”[5]144

　　众人原本对雨颜的迁怒因转移到了对台湾现状不满的发泄得到消解，而脏话所体现的这种增进情谊的功能不能不说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微妙反讽。

　　除了脏话，纪蔚然还在《好久不见》、《无可奉告》中大量使用废话，揭示现代人内在的精神空虚和存活的焦虑。废话包括各种广告用语和“打屁语言”的滥用。《好久不见》中的小维在和朋友阿敏交流时所使用的多是广告用语，“还好有新的多芬。新的多芬的滋润效果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像大象皮的地方不见了。我好想遇见我以前那个同学，因为现在正面、反面，都很好看。”[2]224剧中只会复制广告用语的小维已彻底异化为消费社会中物的存在;《无可奉告》则是对于台湾流行的“打屁语言”的真实记录。所谓“打屁语言”就是指用来消磨时间、消遣彼此的连篇废话。在片段5“所以我们怪罪吴宗宪”中指出，虽然我们怪罪吴宗宪“那种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的语言，那种纯属打屁的语言，……但是我们都是他的亲身父母，……他是你我的缩影。”[5]168片段6“我跟你在一起只是为了跟别人打手机”，一对男女朋友坐在咖啡馆里无话，过了数秒，女朋友接了个电话：

　　“喂？……刚起来啊？一副声音还没化妆的样子……还有谁？除了他还有谁……我喝latte ，他喝espresso……明天？还没有决定……等一下？也还没决定。等我们确定了再打给你。好，拜。”

　　男朋友接下来也接了个电话：

　　男朋友：“喂？你们现在在哪里……？……我们还不一定……如果没地方去我们等一下就过去。好，拜。”

　　在两人都结束手机通话后，有了以下的对话：

　　女朋友：亲爱的。

　　男朋友：什么？

　　女朋友：我跟你在一起只是为了跟别人打手机。

　　男朋友：亲爱的，我跟你在一起只是不想一个人打手枪。[5]176

　　由以上对话可以看出，这对情侣虽然近在咫尺，但他们都更愿意选择与不在身边的朋友们寒暄客套，说些无意义的废话，以向朋友证明自己并不孤独和空虚。在两人看似热络的交际外表下，其目的是为了让外表的喧哗掩饰内在的空虚以及不知道将要做什么的焦虑。因此，这种打屁的语言：“它有填补的作用，让我们暂且忘却生命的缺口。更重要的，它提供了一个出口，让我们从言谈中纾解那种幸存苟活的焦虑。是的，日子无奈到，存活的焦虑已逐渐取代了存在的焦虑。”[5]125在大量繁殖和堆砌的废话背后恰恰反映出来的是人们对于内在灵魂追求的空洞和苍白，因此无论是脏话和废话，都只是一种欲盖弥彰的伪装，它们都掩盖不了现代人内在所经历的精神危机。

　　二是凸显台湾本土多元混杂性的语言风格。中英文、国台语夹杂的语言表达方式反映了台湾人文化认同的多元化与混杂性。“解严以来，台湾的语言真的变了，而语言的转向直接反映了某种程度的文化革命。……面对目前杂交混种的语言，诸多忧心之士已相继提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警讯，大com其plain。但，换个角度来看，今天无厘头的语言未尝不是对昨日八股语言的反动。”[5]122

　　“家庭三部曲”系列之《也无风也无雨》刻意呈现国台语夹杂的情形，藉以反映台湾的语言生态。它虽然描绘一个‘台湾人家’，但为了反映剧中人物的年龄背景及意识形态，我很小心地为每位角色设定他的语言基调。虽然各有基调，每个角色会视情况和说话的对象而随时换挡变调，甚至在一句话里都会出现语言杂交的情况。如此的选择原因有二：国台语交杂的对白较贴近生活、较写实，此其一;台湾已不再是某种语言一统天下的局面，反而是各种语言杂交的现象，此其二。”[1]11剧中的清水大量使用闽南语的俗语和谚语就是典型的例证，诸如“桩脚”、“歹势”、“麻吉”、“尾牙”、“代志是这样的”这些台语中的词汇和句法大量出现。“夜夜夜麻三部曲”系列还大量呈现中英文夹杂的情形，尤其是《倒数计时》，通过这种语言对白反映了在美国文化影响下成长的青年一代在语言和文化认同方面的亲美情结。 　　语言作为种族认同的特征，其背后也往往蕴含着一定的认同诉求。而纪蔚然的戏剧语言创作观就体现了其反对纯粹主义的认同立场，他在2012年《1970那年我十六岁》的杂文中写道，就在那一年“我的认同意识出现了裂隙。不过裂隙并不代表危机，它对我而言不啻是至今引领着我的启示，当时我已隐约体悟，认同不需要纯粹，亦不应是单一选项。”[7]这种态度和立场反映了作者力图通过混杂性的戏剧语言呈现来传达一种更为理性和包容性的认同诉求。

　　从写实的角度来看，纪蔚然戏剧语言的腔调比较生动、贴切，而他出版的剧本所使用的也是带有方言特色的普通话，不是标准的台湾国语，比较俚俗的字眼也都有国语的注解，虽然读者阅读剧本时不会遭遇困难，但演出时却有些受限，这也是纪蔚然的戏剧为什么会在台湾本土深受欢迎，而在内地上演却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的原因所在。

　　三是植入时代流行用语以针砭时代社会的弊病，制造讽刺幽默效果。纪蔚然敏锐地捕捉到台湾当代的流行语言，并在作品中予以呈现，揭示其背后所隐藏的时代文化隐忧。例如纪蔚然在剧作中呈现了当代台湾日常语言“可爱化”的现象。以《惊异派对》中的两个大男人小马与大牛讨论某家餐厅时的一段对话为例：

　　“小马：去过，还不错，但是他们的炸虾千万不要碰。

　　大牛：为什么？

　　小马：虾很小，粉太多。

　　大牛：粉小气的意思！

　　小马：粉粉小气。”[4]125

　　在台湾，“粉”小气就是“很”小气的意思。这种构词来源于电视媒体中艺人表演的口头禅，由于它给人新奇可爱的感受，一度在台湾流行开来。类似的语言表达方式还体现在《乌托邦Ltd》中的新时代人物形象Virus身上，她在面对他人的吩咐与指责时，总是以一句充满可爱表情的“O喔”带过，以逃避或转移自身可能面对的难题。纪蔚然通过这种“可爱化”的用语使用，不仅证明了“台湾的语言从以前的老成持重演变至今天的年少轻狂。过去，小孩讲话故做大人沉稳状;现在，大人讲话故做小孩可爱样。过去的语言取其不可承受的重，现在的语言取其不可承受的轻。”[5]124更揭示了在媒体凌驾一切的年代里，受流行文化的影响，人们在语言交流上日益逃避意义的沉重感，改以更具轻巧和娱乐性的话语方式进行沟通，而作为思维和文化产物的语言，它的可爱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思想的表达逐渐由深刻转向轻盈肤浅的发展趋势，因此，纪蔚然在杂文《向可爱宣战》中写道，“可爱是台湾公民走向成熟的最大阻碍。可爱让我们长不大，我们生活在可爱的深渊里。”[8]

　　除了语言的可爱化现象，纪蔚然还把台湾政坛上使用过的引人注目的粗鄙语言植入剧作中以暴露台湾“民主”政治堕落与恶化的品质。如《倒数计时》中的大牛在对白中曾五次提到了“LP”（2），讽刺了台湾政客的粗俗嘴脸;《拉提琴》中植入了邱毅和陈致中电视台人身攻击和谩骂的语言片段。两位政治人物之间并没有严肃深刻的政治哲学观点交锋，只有谩骂式的人身攻击，邱毅不断提及陈致中“开查某（嫖妓）”，陈致中则频频追问邱毅的身份证和护照上的相片有没有戴假发，俨然一场恶俗的博取公众眼球的政治闹剧表演，折射出台湾政坛政治道德沦丧，核心价值观丢失。

　　纪蔚然通过对台湾当代语言变革的敏锐观察，在剧作中呈现了独特的语言现象，强调语言所承载的情绪和心理状态，甚至从语言微妙处透视文化的变革。这都赋予了他的剧作以一种生动亲切的时代面貌，与一些重看不重听的舞台剧相比，语言在他的戏剧中夺回了中心的地位，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