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潜伏》的人物关系中,不论是“首席配角”即军统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重要配角”即保密局行动队队长李涯、情报处处长陆桥山,还是“一般配角”,即八路军和谈代表、余则成的恋人左蓝、党通局的情报贩子、余则成的邻居谢若林,他们仿佛都是从自己昨天的历史中走来,经历了国家政治动荡的岁月,恪守着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政治理想一路走到了解放战争接近于尾声的这一特殊阶段。尽管这些配角的存在――从编剧的用意来看,都是要为塑造主人公余则成服务的,但是当演员依凭创作经验和“前剧情”想象完成了对角色的心理设计时,他们塑造的人物就是有来路的,是充分主体性的,就是真实的。通过吴敬中、左蓝、李涯等人物一系列细节性的动作和细微的表情,我们看到了“在不知不觉中养成的即使是最细小的习惯”所“造成的现在的这个人”,看到了他的“复杂多变” 和“不可模仿性”。
这里既没有“主角”也没有“配角”,只有一个个阶级立场不同、政治信仰有别、个性鲜明的人物,他们和余则成一样,都是保密局为中心的人物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网结而已。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为了营救被捕的地下党联络站负责人“邱掌柜”,左蓝一行来到保密局天津站求见吴站长。谈判是在弥漫着些许紧张的气氛中开始的。当他们面对面时,城府很深的老牌特务头子吴敬中是以十分“镇静”的心态面对不速之客的。按照“谁主张,谁先出牌”的常规性谈判原则,左蓝一针见血地提出了对方逮捕邱掌柜的问题,没想到吴站长竟矢口否认。通过表情的细微变化不难看出,此刻他的神色里既有几十年政治生涯历练出来的独有气势――自信与自负,也有出于职业本能的警惕和戒备,还有因政治立场不同而潜在的厌烦和敌视。但是,当左蓝把俘获了保密局派往延安的密探“佛龛”一事和盘托出,希望能够交换俘虏时,一场心理博弈开始了。习惯于“兵不厌诈”策略的吴站长,因不明就里,即刻做出了偷换逻辑的反应:“吃斋念佛的事儿,我不懂!”可在事实面前,这一貌似“镇静”的言辞显然有些苍白,而那双眼睛倒是流露出了想参透真情的冲动。继而,志在必得的左蓝,十分镇定的把“佛龛”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以及派往延安的时间一一挑明,并称其是国民党最成功的“密派”。尽管吴敬中还是想极力保持强势惯了的那份“镇静”,可除去佯装回忆起了那个叫李涯的同事之外,却很难正面“接招儿”了。左蓝乘胜追击、步步紧逼,不卑不亢的提出要用“佛龛”换回邱掌柜,此时,吴敬中的心理防线彻底被冲垮,气急败坏之下,他很难再“镇静”下去,脱口而出的一句“卑鄙”,拂袖而去的一个转身,都暴露出了他色厉内荏的尴尬和不能不接受的妥协。三个回合,沈傲君把左蓝的“镇静”处理成了真理在握、外柔内刚、胜券在握的真正的镇静,而冯恩鹤则把吴敬中从真镇静到假镇静,再到不镇静,最终只能扔掉镇静、撕破脸皮的心理节奏掌握的不仅合情合理,而且还合乎其特定的经历和身份。这是一场没有主角(余则成)的较量、但就表演艺术水平而言,每一个角色都在以充分的主体性进行着“较量”。在剑拔弩张的氛围里,在步步为营和以守为攻的斗智中,双方不仅要为自己的信仰而较量,也要为自己同志的安全和继续潜伏的需要而较量。
现实中,无论地位高低,每一个人都兼有主角和配角两种身份,其主体意识和性格特点,也因此而难免有其双重性。因而,左蓝、吴敬中等艺术形象之所以耐人回味,不仅在于演员依照剧情和导演的要求,使一个个配角围绕着主角进行“公转”的同时又在合情合理地“自转”,而且还在于他们凭着对生活的尊重和表演的功力,充分刻画出了人物的双重性乃至多重性,由此才“转”出了风采,“转”到了观众认可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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