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势磅礴，情辞恳切

　　称其为“西汉鸿文”，“鸿”字还体现在其为文时充沛磅礴的气势上。明人方孝孺在论及气、道、文三者的关系时说过：“道者，气之君；气者，文之帅也。道明则气昌，气昌则辞达。文者，辞达而已矣。”他又说：“汉之司马迁、贾谊，其辞可谓之达矣。”③贾谊为文的气势，源自于他对当下政治局势的洞悉明察，源自于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心思澄澈。柳子厚在《与杨京兆凭书》中写道：“明如贾谊”，正因其“明”，所以贾谊在向文帝进言时能够针砭时弊、口若悬河，毫不避讳地提出当下的危机和存在的隐患，直言其弊病和厉害，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若其不“明”，在应对时政时则只能畏畏缩缩、人云亦云，便没了那深思熟虑之后喷薄而出的策论，没了那浩浩汤汤、一以贯之的气势。如《陈政事疏》中写道：“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贾谊深知朝政危机，直言朝臣所说的“已安已治”不过是愚者佞者的无稽之谈，希望文帝听取自己的治安之策。他对时局的把握、对危机的忧虑和对自己将要呈上的策论的自信均流露于笔端，理直则气壮，形成一股磅礴气势，使人读之畅快淋漓。

　　贾谊为文的气势，还源自于他忧国忧民的真情实感。惠士奇在评价其《陈政事疏》时称其“明达治体，而济济以诚，故言之侃侃”④。贾谊的作品虽多是政论文章，但是这些政论散文中满含其深重的忧患意识和积极参与现实的精神，这就使得贾谊的文章情理相融，虽是在陈述政治观点却也情深意切。如《陈政事疏》中多次出现贾谊为国事与君王“痛哭”、“流涕”、“叹息”的语句：“臣故曰非病?~也，又苦跖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医能治之，而上不使，可为流涕者此也。”“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贾谊在向文帝进言时心情十分激动，满腔的忧思溢于言表，形成一种悲壮的气势，情辞恳切，大义凛然，使人读之不能不随之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