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电影创作问题

　　一直以来，商业化的电影走的是高度市场化的道路，即将收入放在首位，对排放格外看重，甚至被贴上了“叫座不叫好”的标签；而艺术化的电影则更看重电影的艺术内涵，具有较好的口碑，甚至以票房的减缩为代价。在商业化电影蓬勃发展的今天，出现了许多“叫好又叫座”的商业电影，但同时艺术电影却似乎走上了歧途，很大一部分的艺术电影“既不叫好又不叫座”，被贴上了“曲高和寡”的标签。

　　从电影的风格来看，相比商业电影，艺术电影受导演的影响更大。无论是选材、叙事风格、视觉手法，还是影片的主旨，甚至主角性格等，都体现着导演的习惯和意志。从这些个性鲜明的影片中，我们能够很容易地了解到导演的意图和风格，这是我国现今艺术电影的一大特色。但这种个性，却往往是艺术性电影不成功的重要原因。

　　对于一部成功的影片来说，其电影主题、人物性格、拍摄风格需要无一不精。那么，艺术性电影在这些方面表现如何呢？这确实值得深究。从电影的主题来看，当今国内的艺术电影更偏向于沉重、压抑的主题。具体来说，就是更多地关注于社会底层人物在生活中苦苦挣扎的经历，努力向观众展现社会贫富差距的巨大，贫苦人们的精神、物质生活状态同主流社会的差距。制作人企图通过艺术电影让观众感受到社会底层人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状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孔雀》中的高卫红一次次地追寻理想，却又一次次地遭受打击，这正是出身贫苦的人们追寻梦想最有可能得到的结果；《立春》中的王彩玲在面对理想和现实矛盾时所表现出来的挣扎和倔强，是所有没有社会背景的追梦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李杨对金钱在社会上的巨大作用更为关注，其执导的《盲山》中白雪梅的悲惨遭遇体现的是底层女性在面对社会问题时的无力；《盲井》则反映了在金钱的巨大诱惑下，那些底层人物的堕落和悲惨遭遇。王小帅注重社会问题，《青红》中的青红其被家庭压迫的痛苦是一代年轻人所共同经历的痛苦；《左右》中的枚竹身上所体现的是亲情和社会伦理的巨大冲突；李玉导演立足于女性的不幸经历，其执导的《红颜》中小云和自己儿子小勇的经历是荒唐而又可悲的；《苹果》中刘苹果的经历折射出的是底层人物的悲哀和无奈。可以看到，这些电影都关注社会的阴暗角落，同时其中又有着明显的导演个人风格。这些对于社会黑暗的过度描写，很容易让观众陷入压抑和沉重的心情之中，而这些风格迥异的影片，更容易被看成是导演内心世界的自我表达，这种过度的自我表达往往让观众更难适应和接受。

　　对于电影中人物的刻画，这些艺术影片多数选用的是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又以农村女性为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理想难以实现，性格逐渐麻木，生活艰难，境遇悲惨。艺术电影通过对这些底层人物的思想和物质两方面的刻画，描绘出他们的生活状态，试图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但是从人物性格的塑造来看，这些底层人物的塑造大多是失败的，因为他们并不是“典型”的底层人物，他们有着大多数底层人物所并不具有的“高层情怀”。《孔雀》中的高卫红、《立春》中的王彩玲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是值得每个人学习的；《左右》中的老谢、枚竹、肖路、董帆的牺牲精神也都是令人心生敬佩的。他们作为社会的底层，却有着社会高层才有的精神和意志，理所当然地也就无法成为底层贫苦人民的代表和象征。这种底层人物的精英化精神固然对于影片的情节处理有巨大方便之处，但这同时也让影片的震撼力大大降低，让观众的认同感明显减少。这种矛盾化的人物，实际上是对人物性格塑造的失败，只有典型人物性格的革新，才能给中国的艺术电影带来巨大的突破。

　　在叙事手法和表达方式上，当今国内的艺术电影都有着明显的导演的标签，我们常常能在艺术电影中找到与传统电影不同的叙事手法或表达方式。快速的镜头切换、经过剪辑和拼接的场景、晃动的镜头，已经成为当今艺术电影中的常见手段。《我叫刘跃进》将镜头的快速切换用到了极致，同时还利用了多个场景的拼接；《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场景拼接更是颠覆了时间的顺序；《花眼》中略显跳跃的剧情发展……这些独特的个性化标签固然是对影片艺术性的增强和延拓，但影片的艺术手法都是为影片的主旨表达服务的，这些多样化的艺术手法让观影者感到迷茫和困惑，不仅难以理解导演所要表达的含义，更是沉迷于眼花缭乱的艺术手法中而将主旨抛之脑后。这些个性化十足的表达方式和叙述手法反而更像是导演过多地专注于自己的表达，而忽略了观众的感官体验的表现。

　　这些灰色的主旨、充满矛盾的人物以及个性十足的艺术手法，是导演在拍摄电影时对于观众有所忽视的表现，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当今的国产艺术电影在票房上难以收获成功了。无论是要追求票房的电影，还是希望得到口碑的电影，都必须要与观众产生交流。只有在充分认识市场的前提下，中国的艺术电影才能够真正在电影市场上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