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由于历史地继承了宋元说话技艺口头表演的特征，因此作品一般都具有相对固定的体例形式，由篇首诗、头回、入话、正话、结语、篇尾诗等部分组成。小说经常在篇首诗等处就直接点明了意欲表达的主题宗旨，造成“主题先行”的现象，使小说整体艺术水平和作品风格的和谐性、统一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宋市人小说，虽亦间参训喻，然主意则在述市井间事，用以娱心；及明人拟作末流，乃诰诫连篇，喧而夺主。”[10]P143这里所指的“诰诫连篇，喧而夺主”，主要就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在开篇处枯燥呆板的说教性质文字。那些谈因果、讲报应、论宿命的小说主题阐述几乎充斥了整个小说的开头部分，没有丝毫精彩可言。由于短篇小说篇幅关系，在有限的作品长度内硬扣上一顶“大而空”的帽子，就显得愈发突兀滑稽，而且已经严重影响和束缚了后续小说情节的发展。主题宗旨归纳在前，故事情节展示在后，两者相对独立地存在，在这种固有表现形式的直接影响下，小说的主题与情节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自然就接踵而来。
一种情况是，小说力图宣讲的主题内容，已经无力涵盖小说的主要情节。出现在小说篇首“这等中庸老套的主题归纳，表明作者面对新鲜有趣的世相，有追逐、探询、表现的欲望和热情，但当他回到理性的认识和把握的时候，就显出空乏和无力。这样，主题自身的容量和生命力比作品的人物和故事本身更浅少和短暂”[6]P210-211。有例为证。被视为“三言”中较为精彩别致的《沈小霞相会出师表》[5]在“入话”部分写道：“只为严嵩父子恃宠贪虐，罪恶如山，引出一个忠臣来，做出一段奇奇怪怪的事迹，留下一段轰轰烈烈的话柄，一时身死，万古扬名。”根据小说开头这段事先设定的情节简介和主题概括，本篇小说的主人公应该是沈?（青霞），而不是其子沈襄（小霞）及其侍妾闻淑女；小说着力叙述的应该是沈?如何与严嵩父子权贵抗争不屈的故事，而不是仅仅把上述情节作为捎带出下文沈襄如何巧妙逃脱监禁等后续故事的引子。实际情况却是，我们读完整篇小说，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是闻淑女这个弱女子在面对危机时所展现出的机智果敢的性格特征，独力承担危难，从而解救和保全了沈襄的不输须眉的英勇气概。就是男主人公沈襄，在闻淑女的精彩表现映照下也显得风采全无，几乎被闻淑女的生动形象完全淹没。至于叙事者在作品篇首泛泛提及的忠臣沈?“做出一段奇奇怪怪的事迹，留下一段轰轰烈烈的话柄”，更是没有成为小说真正的主干情节。可见，即便如冯梦龙这般写作好手，没能很好地解决小说主题与情节不相匹配的问题。此后出现类似问题的还有《警世通言》第十一卷《苏知县罗衫再合》，《拍案惊奇》卷十一《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一《进香客莽看金刚经出狱僧巧完法会分》，等等，各部小说集内所在多多、不胜枚举。
另一种情况是，虽然同样是说教意味浓厚的主题彰示在前，如果说“三言”“二拍”中的小说作品还能时不时对应主题，在小说情节内流露出对于人们世俗生活欲望和生存权利的理解、同情和尊重的理性精神，小说情节的演绎表现也不至于过分离奇乖张的话，那么到了“三言”“二拍”之后的《型世言》《西湖二集》等短篇小说集里，小说创作的主要倾向已经把对小说情节叙述的真实可信、合乎情理原则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而是注重全心全意地进行伦理道德主题的诠释推演。叙事者常常是从某一种事先确定的主题观念出发，为了印证主题来设计、安排小说情节，将情节当做主题的具体例证。这种“削足适履”的创作思想和方法，使小说的情节完全被主题所束缚，即使苦苦挣扎亦动弹不得。小说情节变得越来越粗糙鄙陋，有些作品甚至发展到了骇人听闻、匪夷所思的地步。《型世言》第四回《寸心远格神明 片肝顿苏祖母》[8]在小说开头处，叙事者就饶有兴致地大发议论，津津乐道地宣扬了一番自己理解的所谓“孝”的概念。遵循孝道这一尽人皆知的世俗观念，在这篇小说里已不是传统的耳提面命、恭奉父母可以涵盖的了。为了不惜余力地印证小说“孝”之主题，叙事者硬生生地捏造了一个十四岁幼女陈妙珍刳肝救祖母的“孝”的故事大肆褒奖，以图树立典型供世人模仿学习。作品里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陈妙珍为了医治祖母沉疴，居然“轻轻把左臂上肉撮起一块，把口咬定，狠狠的将来割下”。割肉熬粥还不能医愈疾患，在仙道神明的指引下她需要继续奉献出肝脏，于是“就红处用刀割之，皮破肉裂，了不疼痛，血不出，却不见肝”。到了这步田地竟然还显得她心不至诚，因而“妙珍又向天拜道：‘妙珍忱孝不至，不能得肝，还祈神明指示，愿终身为尼焚修以报天恩。’正拜下去，一俯一仰，忽然肝突出来。妙珍连忙将来割下一块”。小说情节为了贴合主题，只能从演绎主观理念目的出发搭建构架，因而迂腐刻板荒诞不经，完全违背了小说基本的创作原则。这种所谓的“孝道”主题宣传，以及其他陈腐内容的说教训喻，不是冷酷残忍就是愚昧虚伪，已经到了不通人情、扼杀人性的可怕地步。
在《型世言》及其后来的小说集中，叙事者自作主张地在儒家纲常礼教内为人们订立了一整套实际上无法做到的人生准则，作为小说的主题着力宣扬。这样的价值标准，与市民阶层心目中的现实标准是大相抵牾的。再加上小说情节受到主题的束缚牵制，为俯就它而变得粗糙荒诞，本就不甚高明的说教便更显得曲高和寡。黑格尔的一段论述可谓一语中的：“但是如果把教训的目的看成这样：所表现的内容的普遍性是作为抽象的议论，干燥的感想，普泛的教条直接明说出的，而不是只是间接地暗寓在具体的艺术形象中，那么，由于这种割裂，艺术作品之所以成为艺术作品的感性形象就要变成一种附赘悬瘤，明明白白摆在那里当做单纯的外壳和外形。这样，艺术作品的本质就遭到了歪曲了。因为艺术作品所提供观照的内容，不应该只以它的普遍性出现，这种普遍性必须经过明晰的个性化，化成个别的感性的东西。”[11]P154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难以忽略的重要一环。尽管由于小说数量众多，创编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出版目的略带功利色彩而造成了艺术水准的逐渐衰退，但它仍然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客观公允的解析和评价，有助于在历史的纵坐标中给予它合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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