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率先面世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是“三言”，但由于其中存有少量“宋元旧篇”，反倒更适宜解析从“话本”到“小说”的巨大进步。“三言”存留的宋元旧篇以叙述故事情节见长，甚少将人物与情节演进紧密结合，有时为了一味追求情节的离奇曲折，不惜以牺牲人物形象塑造，违反现实生活的真实面貌为代价，即便经过冯梦龙精心改造，作品的人物形象也始终无法生动丰满起来。以《白娘子永镇雷峰塔》[4]为例，小说中的白娘子起初是一位温柔的多情女子，其后却陡然间变得心肠冷酷不近人情，前后形象判若两人，人物性格变化缺乏必然充分的内在依据。叙事者此处的兴趣所在，无非是讲述蛇精幻化人形后的种种风流轶事和神魔怪异，人物仅是为讲述新奇的故事情节而配置的辅助工具，更奢谈顾及人物性格的合理转变。究其原因，宋元旧篇重情节轻人物的建构特点与它脱胎于说话技艺母体，偏重于追求故事娱乐性和商业盈利性的终极目标有直接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说话现场“讲述――聆听”的表演方式所局限的。
冯梦龙殚精竭虑编着的“三言”中的其他篇目，在小说创作上大大纠正了宋元旧篇人物形象呆滞刻板，主要依靠离奇曲折的情节吸引受众的弊病，注重将人物与情节水乳交融地统一于小说文本中，为中国古典小说史册奉献了诸如金玉奴、施润泽、杜十娘、秦重、莘瑶琴等一大批性格鲜明、形象生动，为人津津乐道的典型人物。不仅小说主角神采飞扬，就是配角也被描绘得活灵活现。《蒋兴哥重会珍珠衫》[5]中走街串巷卖珠子的薛婆即为一例。她在小说中属次要人物，但承载了整个情节的转捩关键，推动故事不断朝着既定方向前进。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她的及时现身与巧施“谋略”，整个故事就必将重写，或者根本就没有发生的可能。小说不惜花费大量笔墨着力经营的，正是她如何心存预谋、步步为营、瞒天过海引诱王三巧落入陷阱的全过程。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叙事者没有因为急于向读者展示小说情节而忽略了人物形象塑造，而是自始至终“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以性格和心理活动的刻画作为情节推进的内在线索”[6]P122。当叙事者将薛婆巧设骗局，引诱寂寞空闺中的王三巧一步步走向与陈商私情相会的故事情节讲述完毕时，薛婆本人性格特征的塑造即大功告成。她的出现无疑为后世小说塑造此类人物形象树立了艺术上的标杆。
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中下层文人投身小说创作和书坊主在商业运作中取得的成功业绩，强烈刺激着后继者的每一根神经，激励他们主动投身到白话短篇小说创编中。此后较短时间内，众多白话短篇小说集在“三言”的直接影响下如雨后春笋般纷起，但就在亦步亦趋、匆匆前行的脚步中逐渐迷失了方向。艺术衰退的迹象在“二拍”已初现端倪。“二拍”首篇《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7]正话部分讲述的是一个做生意屡屡受挫的“倒运汉”文若虚，蹭蹬聊赖之际随一帮朋友泛舟异域，偶于海上荒岛拾得无价之宝鼍龙壳，从而发达致富的故事。该篇题材新颖奇巧，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少见的细致入微地描写了海上贸易和异域奇趣的作品。主人公文若虚的形象在篇首被描述为“生来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学着便会”，但叙事者对文若虚的性格概括在他经历的传奇遭遇中，几乎都无法得到具体事例的有力印证。无论是“倒运”时的经商失意，还是“转运”中的获宝得意，文若虚这一人物形象仿佛被冥冥注定的“运”字束缚，在小说情节被不断推向曲折精彩的高潮时，自身的独立性格却始终没能被深入地展示与挖掘。出现这种人物塑造与情节叙述分离脱节的苗头，既是白话短篇小说创作与出版日益商品化背景下草率命笔的后果，又反映出此时作者与读者的兴趣所向依旧难脱热衷情节新奇的审美桎梏。
从《型世言》开始，小说人物形象塑造不仅与情节演绎逐渐脱节，而且出现了“类型化”的弊端。仅从《烈士不背君 贞女不辱父》[8]这个标题就不难发现，小说主人公尚未登场，却已被叙事者预先贴上某种性格分类的标签，归入了“概念化”的人物形象范畴。这种小说“命题”形式在“三言”“二拍”中虽也有见，但只是偶尔为之，到了《型世言》中却俯拾皆是。与“二拍”中的《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标题比照，“转运汉”是主人公的绰号，更多的是喻示他的“命运”；而“烈士”、“贞女”指向的则是主人公的“品格特征”，人物早早就被烙上了“类型”的标记。“当叙事者明确告知读者故事的主要情节和人物的主导品格之后，他所要做的就是通过事件的叙述去表明和证实在题目中所预设的一切”[6]P118。事实情况也的确如此，《型世言》里出现最多的是定型的人物形象和性格刻画，它们几乎不随小说情节的发展而有任何变化，似乎“烈士”、“贞女”具有与生俱来的性格稳定性，小说故事情节的推进不过是对其“烈”与“贞”命题的阐释论证罢了。 情况发展到《西湖二集》变得更加糟糕。《西湖二集》第一卷《吴越王再世索江山》[9]和《喻世明言》第二十一卷《临安里钱婆留发迹》[5]讲述的都是吴越王钱?H发迹变泰的野史传说。两相比较，《吴越王》不仅描写质木无文，情节粗概简略，而且教训满篇、因果循环，此时小说的整体艺术水平出现了大幅度滑坡。两篇小说均叙述了钱?H幼年时“照见山石影幻帝王之相”和“召集玩伴树下演武操练”两段故事。通过比照阅读两篇文字可以发现三处明显不同：第一，《吴越王》描写粗糙简陋，仅用寥寥二百字就交代了故事情节，读来索然寡味；《临安里》则描摹细腻，大大扩充了情节内容，并增添了诸多人物言语和心理刻画，文字饱满充实。第二，《吴越王》是将故事情节作为贵人发迹前的奇闻逸事来叙述的，着眼点在于表现宿命观点和小说情节的奇异，对于人物形象塑造几乎未曾涉及；《临安里》则抓住情节契机，着力塑造了一个自幼性格特异、智慧过人、气质不凡的人物形象，预示了人物成年后得以变泰发迹的合理的性格特征。第三，《吴越王》在叙述两个小故事时采用的是并列式安排，二者之间没有展现出必然的内在联系；《临安里》却通过调整两个故事的先后叙述顺序，在时间上和逻辑上把二者统一起来，使故事情节的组织更加严谨有序、流畅通达。
从宋元旧篇中人物与情节脱离，重情节而轻人物；到“三言”里人物塑造与情节演绎的紧密结合、交相辉映；再到“三言”往后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人物塑造与情节演绎越分越远，小说整体艺术水平逐步下滑，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字形。至此，明代白话短篇小说艺术发展的脚步似乎已经走到了终结。很多小说集究其终页竟几乎找不出什么“星光熠熠”的人物形象，充斥文本的，往往是更离奇夸张的情节和愈加喋喋不休的说教。灿烂星辰闪烁过后，留给我们的依旧是一片寂寥迷蒙、黯淡无华的天空。
- 欢迎来到文学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