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雄辩恣肆的散文风格
《孟子》一书散发着浓郁的雄辩之风，这也是孟子散文风格的主要特点之一，而这种风格正是他本人性格和时代风貌相交织下的产物。春秋战国之际，诸子峰起，百家争鸣，面对着激烈的学派论争，欲使自己的思想主张征服受众，则必须要用言辞征服受众的思想。加之，孟子本人性情高傲，锋芒毕露，好辩且善辩，常常与人唇齿交锋，又必欲争胜，这种性格反映在文章中，自然形成了他雄辩滔滔，行文坦露的独特散文风格。在《孟子》一书中，大部分的文章都是他与君主、大臣及其弟子等人物之间的对答，并在舌战中宣泄自己的感情，传达自己的主张。如《滕文公上》中记载的陈相和孟子的对答，孟子先询问清楚许行的生活资料来源，进一步论述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再列举出尧舜等贤明的君主并不事必亲躬之故，提出了自己对君王理政的看法，随即话锋一转，直接指斥陈相背叛自学术派主张的非道德行为，语如刀锋，言如雷霆，一个刚直骨鲠的儒者形象跃然纸上。再如《离娄上》中反诘淳于髡，《万章上》中与万章对答等，无不雄辩滔滔，浩气荡漾，词采飞扬。诚如郭沫若先生所讲：“孟文犀利”[1]，这正是对《孟子》雄辩文风的高度概括。
但在另一方面上，又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在与诸多学派唇枪舌战中，雄辩是一种必要性的手段，但是这种必要性的手段未必会直接取得必然性的胜利。为了保证论辩的胜利，对文学表现方式的开拓，对文学话语的选择，显得十分重要。由此，孟子也探寻出了最适合自己的独特文学表现手法。
（二）以譬喻阐事理的文学表现手法
孟子的散文极擅长取譬设喻，往往用极其形象化的语言和故事阐释出复杂的道理，从而显得机智诙谐、难以反驳。《孟子》中有不少寓意深刻的成语和典故不仅为他的散文增色生辉，而且活跃于后代的文学作品与生活口语中，至今还为大众所广泛应用。如“揠苗助长”、“匹夫之勇”、“明察秋毫”等成语都成了后世极为常见常用的词汇。
其散文譬喻精妙的风格主要有两个特点：1.根据不同场合和说话对象进行不同的设喻。如梁惠王向孟子请教自己尽心理政，却未得民众皆归的问题时，孟子则表示“王好战，请以战喻”，用对方感兴趣的战争话题作为谈话的切入点，步步为营，抽丝剥茧，最后提出了唯有实施仁政才可以达到“天下之民至焉”的效果，使得梁惠王无可反驳。这种论说方式易将听者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继而进行充分的论述和阐释，从而达到最佳的征服效果。2.用新奇而完整的故事，将复杂的道理简单化，抽象的思想主张具体明显化。如《离娄》中“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文字虽短，但语言凝练生动、情节跌宕曲折，其中“男主人公更是当时社会上为追求“富贵利达”而不择手段的厚颜无耻的典型人物的缩影。”[2]这个故事后来被明人孙钟龄借鉴改写为《东郭记》，足见其文学魅力之高。
这些精妙新奇的譬喻在《孟子》中比比皆是，各有所指，但是究其根本性目的却具有同一性。即以譬喻为辅助型手段来增强所论事理的形象性，从而使自我的理论主张征服受众思想。这样的目的就迫使文章用语必须具有通俗性，因此，孟文脱离了殷周以来险涩深怪的语词特色，从而显得明白平易，晓畅通俗。
（三）明白晓畅的语言风格
孟子以推广儒家理论思想作为根源性创作动机，这也使得《孟子》一书延续了《论语》的语录体形式，以明白晓畅的语言来阐释诸多事理。全书文笔浅显自然，运用了大量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如他在抨击杨朱和墨翟时，先是用朗朗上口的文字陈述两学派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然后话锋一转，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对两家学派的不满：“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语言平易质朴，却字字珠玑，深砭敌之要害，一气呵成，毫无滞涩。这段文字能够论述得如此独具感染力，和他语言风格的直白坦率，明白晓畅是密不可分的。
从上述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孟子散文在文学方面的艺术特征，即在论辩说理中巧妙运用形象化的譬喻和通俗化的语言，从而形成了雄辩恣肆的犀利文风。但又必须认识到，文学本体及其相应的表现艺术是人情感思想的外化，而文本是更创作主体自身思想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所以作者主体的哲学思想显得尤为重要。孟子不但是优秀的文学家，更是一位有着明确哲学主张的思想家，毫无疑问，孟子散文在哲学领域也具有鲜明的文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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