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与议论相映照，大胆表露自己的爱憎

　　白居易创作的目的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这样，他在写作的时候就恨不得将社会的不平、人民生活的痛苦、官僚阶级的腐化堕落一骨脑地兜出来，所以这部分作品都是“意激言切”，锋芒直露的。又由于诗人感情的急迫，因而常常不得不在叙事后跟随一些急切的说理成分，对人物或事件作出评价。叙事部分通常有生动的人物形象，甚至有细腻的外貌和心理描写；议论部分也非千篇一律的说教，而是渗透着作者强烈的爱和憎。或痛斥，或嘲讽，或规劝，与叙事部分紧密结合，一气呵成。如《红线毯》一诗中，诗人描写了官家向宣州人民催逼贡物的情形以后，在结尾便直接用斥责的口吻写出：“宣州太守知不知？一长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在《伤宅》一诗中，诗人描写了长安贵族们的富丽的宅第和他们“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的豪华生活以后，便发出“谁能将我语，问尔骨肉间，岂无穷贱者，忍不救饥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的议论。又如《轻肥》和《歌舞》两诗，诗人在描写了“是岁江南旱，瞿州人食人”，“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的匕首一般的警语。其他像《凶宅》、《买花》、《杜陵叟》、《议婚》、《两朱阁》、《紫毫笔》、《隋堤柳》以及《新丰折臂翁》等诗都是采用了类似的表现形式。这种客观的描绘和激切的说理语言相结合的表现手法，是白居易的社会政治诗的一个极为明显的特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诗中虽然出现了一些直叙的、议论性的语言，但在整首诗的形象上却并没有起着破坏作用，相反的，正是由于这些“片言居要”的警策性的语言，加强了诗歌震撼人心的力量。究其原因，乃是由于这些议论在整首诗中并不是游离成分，而是和诗中感性的形象描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整个诗篇感性形象中所必然得出的结论，是诗人激动着的感情的升华。由于诗人思想的深刻和感情的真实，以及由于这些议论成分本身也往往或多或少地带有一定的形象特征，所以它们不仅没有破坏整个诗篇的形象构思，反而加强了诗歌的抨击力量。这种客观的描述和形象描绘与警语式的议论成分相结合的表现方法，是白居易诗歌创作的独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