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在北魏的发展状况。北魏是公元386年由拓跋氏建立起来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国祚148年(386年-534年)。389年在山西大同建都。魏孝文帝(467年―499年)继位以后,为了巩固统治,实行了断胡语、通婚姻、改汉姓(改拓跋氏为元氏)等一系列融入汉族的改革措施,并于493年迁都洛阳。而佛教自秦汉传入中国以后,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却快速的发展过程,最终以洛阳、广陵为中心,由北向南,逐渐在下层传播开来,北魏时期已经颇具规模。《魏书?释老志》里记载,北魏孝文皇帝在位时(太和元年,公元477年),有寺庙六千余所,僧尼七万多人,到北魏延昌时期(公元512至515)寺院数量增加到了近一万四千所,可见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已相当繁盛。
(二)北魏时期佛教对书法艺术的影响。北魏时期的佛教主要是以佛教造像记的形式对书法艺术产生影响的。造像和造像记的形式源自于佛教对佛陀的偶像崇拜,这种近似偶像崇拜的方式在早期印度佛教发展过程中是被禁止的,当时佛塔的浮雕之上并没有佛的形象,仅仅只雕刻有动物、菩提树等一些象征性的符号,如以一头象来寓意佛陀降生等。到了印度阿育王中后期,为了将佛教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其开始极力宣传佛教,兴造了大量佛塔,各种拜佛、诵经的仪式已相当普遍,佛陀的生平、神话也广为流传。到了公元前2世纪初,佛教传入希腊人统治的大夏,当时位于大夏的犍陀罗是雕塑艺术的中心,也称“犍陀罗艺术”,这种希腊文化中的雕塑造像元素与潜在的佛教偶像崇拜思想相契合,产生了之后佛教造像艺术的独特形式,也成为了以后宣扬佛教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之后,这种独特的崇拜思想也直接的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
当时北魏作为少数民族政权,需要巩固自身统治,而佛教正是最合适的工具,所以,统治阶级便积极提倡佛教,使其得到大规模的发展。佛教徒也积极配合统治者,规定“沙门需拜王者”,二者形成了一种互为利用的关系。在魏孝文帝时,实行了一系列融入汉民族的政策,并将国都迁到了汉文化更加繁盛的洛阳①,从而增进了佛教与统治阶级的联系,在这一背景下,上层阶层的许多贵族阶层和有道高僧都会倾尽财物建立佛龛,一方面为统治者歌功颂德,另一方面为自己祈福避祸,这在当时佛教兴盛、佛教徒众多社会背景下是一股极其庞大的力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这里便成为了这一时期佛像造像的聚集地,即龙门石窟,其中的“造像记”碑刻也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独特书法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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