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直面“文革时代”到

　　瞄准“后文革时代”的视角转变对于第五代导演来说，展现“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遇，并不是他们当下影视剧创作的新命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就曾创作了一批直面“文革时代”的电影，如田壮壮的《蓝风筝》、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张艺谋的《活着》等，曾将中国艺术电影推向了高峰，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史诗。但是，早期影视剧对“文革题材”的表现，曾遭遇到源自政治及体制的苛刻审核，也经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波折，从而成为第五代导演心中难言的痛。所以，自2000年以后，他们很少在自己的作品中涉及“文革题材”，更少有新视角的探索。

　　此次，张艺谋再次选择“文革”题材，足以表现其回归艺术片的决心。当然，在把小说《陆犯焉识》改编成电影《归来》的过程中，张艺谋还是根据当下社会的实际需要及时代审美诉求，积极尝试了新的叙事视角和表现模式。正如70后专栏作家潘采夫所言，张艺谋选择“文革题材”并不是要与体制死磕，而是精明地绕开了直面“文革时代”，而瞄准了“后文革时代”，着重表现“文革”后知识分子的“疗伤故事”。相对于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直面的批判视角，张艺谋采用了第三方客观冷静的叙述视角，仅仅引导观众去想象和体味“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遭遇。电影对陆焉识的入狱、越狱、出狱，丹丹的告密、退出芭蕾舞团以及冯琬瑜遭受的折磨等“文革”情节，采用掠过式的弱化表现，甚至连对冯婉瑜造成直接伤害的“方师傅”都少有表现。面对社会及历史问题，电影显然避开了早期艺术片沉重的批判视角，转而选择了搁置的表现方法，淡化集体化的历史及社会责任，而重在表现知识分子回归后的情感修复。 　　事实上，电影《归来》从“文革时代”到“后文革时代”的视角转变，不仅仅体现在张艺谋在“文革”题材表现上的“精明”，实际上也是对当下观众观影诉求的迎合。毕竟对于新生代的影视人及80后、90后的观众来讲，“文革时代”的故事终究是要慢慢淡去的，他们对于老一代人的“文革情结”也慢慢成了一种“想象”。而对于50后、60后以及70后的观众来讲，经过新时代的“疗养”，曾经的伤痛虽不能忘却，但也不能一直停留在回味和愤懑中，总要关注“后文革时代”的家庭、爱情、亲情的修复和延续。

　　因此，相对于小说《陆犯焉识》，电影《归来》立足“后文革时代”的表现，重在彰显知识分子对家庭、亲情及爱情的执着和坚守。而且，电影所彰显的“后文革时代”的爱情和亲情故事，既能勾起老一代人的怀旧情结，又能诱发新生代对老辈人生活的好奇心。从这个意义上讲，张艺谋在“文革题材”上的视角转变，既彰显了其对“文革”次生灾难的反思，又强调了纯真的爱情和至诚的亲情，更是折中地满足了新老观众的观影诉求，本应收到舆论的赞赏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