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从文学到电影的坚持和执着

　　纵观张艺谋早期的艺术影片，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等影片，绝大多数源自于中国当代小说的改编。也可以说，“张艺谋在电影银幕上书写的神话，是建立在高度倚赖于文学创作的基础之上的”[3]。张艺谋也一直认为，第五代电影的辉煌应归功于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并反复强调，“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不能离开文学这根拐杖……就我个人而言，我离不开小说”[4]。因此，张艺谋在艺术电影的道路上，始终执着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改编，坚持从中国优秀的文学宝库中汲取营养。

　　此次，张艺谋高调回归之作《归来》，改编自严歌苓“文革”题材的小说《陆犯焉识》，同样暗合了其不能离开中国当代文学这根拐杖的说法。当然，张艺谋对于文学作品的改编，历来都是在尊重文本的同时，又不拘泥于文本的基调和题材限制，重在彰显自己对文学文本的独特见解和创新。对于导演来讲，再好的文学作品终归是他人既存的成果，电影若想拍出独立于原作品之外的艺术效果，就必须融入自己的艺术动机和审美追求。正如匈牙利着名电影理论家巴拉兹所说，“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影片制作者在着手改编一部小说时，就会把原着仅仅当成未经加工的素材，从自己的艺术形式的特殊角度来对这段未经加工的现实生活进行观察，而根本不注意素材所已具有的形式”[5]，这也是任何影视人都必须遵循的艺术再造规则。

　　因此，电影《归来》对于《陆犯焉识》的改编，只是截取了小说最后20页的内容，着重讲述了陆焉识回家后对于家庭的修复和建构。显然，电影《归来》对于原着小说的改编力度是较大的，张艺谋既有效地从小说中汲取营养及素材，同时又绕开小说直面“文革时代”的批判视角，采用淡化创伤、强调重建的方式表现“后文革时代”的故事和话题，很好地表达出自己独立于小说之外的审美追求和艺术动机。事实证明，电影《归来》对于原着小说的改编是成功的，既尊重了原着的基调及作者的艺术动机，同时又表现出超然小说之外的艺术独立性。由此，我们认为中国艺术电影的成功，离不开中国经典文学的丰沃土壤，同时更离不开导演独特的审美视角。张艺谋在艺术片制作中所表现出的探索精神，其对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的倚重，以及电影改编中体现出的影视再造规则，足以引起当下新生代电影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