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剧采用独特的戏剧形式,实现了电影与戏剧两种表演元素的有机交融,通过电影来演戏剧,通过戏剧的演出来阐述电影――这一可以代表当代美国科技与社会生活的事物。整个戏剧通过带有一丝哲学思考的艾弗里对传统胶片电影的守护及其对数字电影的质疑,以此来反思传统。电影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从胶片到数字的发展过程,电影呈现给观众的画面和声音效果更加形象逼真,观众也在进一步地感叹技术发展带来的震撼与心动。但不可否认,技术发展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剧中人物是生长在当下的美国年轻人,也是电子产品泛滥的一代,交流的不通畅以及他们所遭受的孤独可以部分归因于时代的大环境,电影编织起来的诸多光鲜亮丽的白日梦,让人暂时忘却了现实生活的“骨干”,甚至也有可能制造出另外的真正“垮掉的一代”。 该剧导演萨姆?戈尔德(Sam Gold)表示,舞台上的角色是一些我们很难在电影中看到的角色,因为他们没有光鲜的生活,他们好似好莱坞动作电影或者浪漫情感片中孤独失落、口齿不清的收银员或酒店服务员,还未进入我们的视野中便消失于幕后了,他们只是影院里的引座员,打扫洒落的爆米花的卑微角色,但是这些卑微的角色让导演立刻喜欢上了他们,这种喜欢又让他去真正地关注他们。[5]
伴随技术的变革,人也在变化。在电影给观众带来消遣性的同时,观影的观众也于不知不觉中改变着,技术时代的人似乎成了空洞的壳。两个打扫卫生的年轻小伙打扫着影院内现代工业流水线上制造出来的快餐食品和饮料盒,那个把鞋子丢在电影院里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影院座椅上的性交,对大便的细致描写,不仅让当事人之一的艾弗里恶心,也让戏剧观众惊愕。但是更加让人惊愕的是,另外一个当事人萨姆似乎已经对让人恶心的东西有了免疫力,剧中在刻画艾弗里对大便过敏之后,萨姆似乎习以为常。这也可以从戏剧刚开始时看出,艾弗里是作为一个新手来到影院工作,而萨姆是作为经验丰富的师父的身份来教萨姆如何从事这份工作(尽管如此简单),自然萨姆会见证更多影院内发生的种种事情,我们能否把这看成是“工作经验”的积累?从萨姆表现出来的豪迈情怀上,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他甩动的拖布就像是士兵肩上的长枪,大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气势。剧作也在这种让人发笑的同时让观众陷入沉思,这就是生活中的我们吗?
因此,本剧通过将电影元素融入戏剧表演之中,展现当下人类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电影院也是美国消费社会的一个缩影。丢弃的鞋子,黏在地上的食物,飞洒的爆米花,座椅上的性交与大便,观众席上欣赏电影的人们是在进行着艺术的审美,还是在进行着消遣?当然消遣性也是电影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没有理由为了强调深度与审美而否定消遣性。但是从剧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切无关乎审美。
此外,剧中人物都陷入某种精神疾病当中。艾弗里看似具有哲学家一样的深刻思考,是出于对电影的浓厚兴趣才去电影院工作,并且长时间陷入对电影的思考中,担忧着电影的未来。但从三个人物间的行为与对话中可以看出艾弗里具有某种艾斯伯格综合征者的症状。不管是独自一人的沉思,还是和工友滔滔不绝的对话,根据言语交流的合作原则,我们很难看出说话人与听话人是在进行言语上的沟通,相反却是答非所问,这种滔滔不绝的“说”带来了更大的疑惑,于是这构成了另外一种沉默――语境沉默。陷入沉默中的艾弗里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思想”,甚至是病态的――自杀倾向。
萨姆是个典型的卑微的底层人,每日面对单调乏味的工作,在阴暗发霉的环境之中,看不到丝毫的晋升空间,哪怕是一个电影放映员的职位都被后来者居上获得。尽管他已经是三十多岁的大男人了,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生活和家庭,可他还和父母一起居住,并且有着一个只有三年级智力水平的智障的哥哥,连同一个刚刚结婚的同样智障的嫂子。剧中的萨姆是一个精神麻木,萎靡,对生活毫无激情的年轻人。而和两个清洁工构成竞争关系的年轻女子罗斯有着明显的女色情狂症,在放映厅中用手摆出男性生殖器的形状,在她单独为艾弗里放映电影时对艾弗里的身体进行公然地爱抚,种种行为完全违背了一个年轻女性所应该具备的伦理规范。
可以说整个戏剧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电影院里,用一种病态的方式言说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该剧的艺术指导肖恩?拉康特(Shawn LaCount)评论道:“这些人物在应对一些大的焦虑,他们被困在了对自我的定义问题上。同时,该剧也涉及忠诚、信仰以及谁才是我们值得信任的人的讨论。”[5]三个本应该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都被暗淡的生活所缚,没有理想的支撑而得过且过,缅怀中神情恍惚,人就在这种单调与虚无中变成了平面人,这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吗?这是我们自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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