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徽州文学史上，明代中后期的文学风尚对传统徽州文学的发展和转型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此时程王心性之学先后传入徽州，形成了“新安多王氏之学，有非复朱子之旧者”[1]8的学术新气象。在古老的徽州大地上，心性之学与朱子之学展开了激烈的交锋，由此而导致徽州学者发生分化，学术思想更显丰富灿烂，在文学领域表现为张扬个性与欲望的诗歌创作渐成主流，为人性情感萌动而讴歌的文学创作不断涌现，致使徽州文学空前繁荣。在这样的语境中，徽州戏曲不断推陈出新，大胆吸收其他地方戏曲的音乐元素，从而获得内生动力，完成了蜕变。其中，张扬个性与欲望的诗歌小说创作为徽剧提供了脚本，下面就徽州戏曲所依附的文学形象进行逐一展示。
（一）歌颂隐士、游侠形象的主题彰显作者的豪情与个性
明代中后期的文学作品中，文人们借隐士、游侠的故事和轶闻标榜自己不受道德与政治风尚的羁绊与桎梏、向往个性自由发展的独立人格和精神。如黄生的《凤巢群女行》就是以宴居纵情为题，将有限生命放逐于美酒情色之域。
白马谁家子，纨绔绮秀裳。解鞍垂杨下，调笑当垆倡。手提碧玉壶，索酒临街尝。自言卖珠儿，承恩埒诸王。杀人闹市中，结客游侠场。廷尉不敢捕，天子借辉光。出入掖庭内，意气何扬扬。
这是明代程诰所作《霞城集》卷二《少年行》中的一段引文，文中对白马、纨绔、秀裳、调笑、意气等一连串溢美之词用在豪纵不羁的少年游侠身上，呈现出作者对侠客的向往[2]261，也是此时的徽商在经济实力集聚之时，为谋求自我价值实现而积极求进的高亢情致，在诗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其表现个性自由，甚至赞颂不同价值观主导下的生命形态。在“仗剑千里道，报士来韩城。许身与刺面，大义存生死。尝读侠客传，久钦聂政名。人生感意气，宁论金重轻” [2]261的诗歌中，我们能够体会明代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引发人们对传统价值观的反思与批判，对突破既定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的革新精神的呼唤。人性觉醒和对生命意识萌动的思考成了徽州作家们的创作之源。
（二）突破了爱情主题的传统艺术表现手法
自南北朝以来，一些描写爱情题材，甚至“艳诗”、“艳词”等“风天下而正夫妇”的作品一直在民间潜滋暗长，被人津津乐道，但到宋代就已经衰落，形式也被“词”所取代。[3]随着商品经济的冲击而带来社会秩序的变动，使得依附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道德观、婚姻观都受到极大的冲击，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描写情爱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艺术手段不断更新，艺术感染力大大增加，冲击着传统文坛。
在刻画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强烈向往中，作家们有的着眼于心理刻画，如《西湖子夜歌八首》中的女子对幽会前等待情郎的焦灼不安与急切渴盼；有的则从细微之处着手描写女性身体之美，如《赋得美人斗百草》中，作者用细腻的笔触、艳丽的辞藻把女性的绰约风姿呈现在眼前。[1]120
湖湄一曲绿荫浓，寂寂幽窗花影重。瞥见魂销如洛浦，还疑梦绕赋巫峰。春山浅酌窥眉黛，烟雨依微在笔锋。才听清弦娱竹里，却嫌萧寺早鸣钟。[2]328
这是明代汪汝谦描写才女杨慧林的诗句，诗中既有绿荫、花影、清弦等以景衬人的描写，更有瞥、疑、听、嫌等细微的心理活动刻画。像这样的描写和刻画在此时徽州作家笔下比比皆是，在传统静默的宗法世界里生发出生动活泼的艺术形象，两者的对比如此强烈、如此鲜明，使得徽州文学走进了时代的行列，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三）对女性艺人形象的正面塑造映射出时代的审美倾向
对游侠、隐士、女性的描写必然要伴随着对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中心地域的介绍与铺陈，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许多反映商业中心城市的面貌以及市民生活的作品，而在这些作品中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角色――女性艺人。在当时的戏曲评论家潘之恒的戏剧与小说中，就能欣赏到他为当时诸多女艺人所作的传记，如《亘史》、《鸾啸小品》等；或表现她们对真情的渴望和追求，如《纪玉主》、《王锁传》等；或描写女艺人的多能多艺，如《金凤翔》、《凤姝》等；或讴歌女性艺人们人格尊严与个性独立的作品，如《王月传》等。 明代徽商汪季玄曾专门请潘之恒为汪氏家班中女性艺人作传，记录在《广陵散二则》中：
国琼枝，有场外之态，音外之韵。闺中雅度，林下风流，国士无双，一见心许。
何处梅花笛里吹，歌余缥缈舞余姿。涉江聊可充余佩，攀得琼台带露枝。
年少登场一座惊，众中遗盼为多情。主人向夕频留客，百尺垂杨自选莺。
由此可知当时的晚明隐射出来的对女性的审美风向。
（四）寓情于剧凸显徽商其时的文化情结
徽商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亦为文化发展作出贡献。秉持贾儒相通的信念，与文人墨客惺惺相惜，资本雄厚的徽商不仅支持鼓励，甚至亲自参与到文学艺术创作中。譬如汪廷讷、潘之恒、汪道昆、汪宗姬等人都具有儒、商的双重身份。不仅如此，彼时的徽商不遗余力地养家班、刻印剧本、搭戏台、导演参演，为后期徽剧意识形态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徽商文人早年漂泊在外、见多识广的经历，使得其创作时附加更多的人文追求，反映其价值取向，呈现市井风貌。如汪廷讷的《狮吼记》以喜剧形式描述了普通市井人家生活的“真”，《投桃记》则刻画出摆脱封建礼教的男女间的“情”，《义烈记》张扬了人品格气节的“义”等，从侧面展示了人性不再拘泥于程朱理学的禁锢束缚，弘扬了生命的萌动和觉醒。当然，“情”、“义”、“真”也折射了多年以来徽州商人们的为人处事待物原则。此外，基于商人身份，除对文化层面的追求外，对利的追求亦反映其中，掺杂着“俗”的审美意趣和市井之气，正是这一“接地气”之风向，为徽剧后期普及和通俗化奠定基础。
总之，在明代中后期的文学领域，徽州作家既继承了优良的徽州文学传统，又有革新与求索，用新的、带有时代特色的笔触刻画出一幅幅鲜活人物形象，为那个时代的戏剧舞台创造出动人心魄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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