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女吊的“讨替代”带有某种反抗上的局限性,但丝毫不能阻挡鲁迅对于“女吊”形象中所蕴含的复仇反抗精神的极力张扬,这种精神正是当时在处于世界民族之林弱势地位的中国人民所极度缺乏的,鲁迅渴望在孱弱病态的中国国民性格中注入血性和力量。对于鲁迅来说,当时中国人民对于国家黑暗处境和自身生存状态表现出的那种自私冷酷、麻木不仁的国民劣根性是急需改造的。
鲁迅对于“无常”、“女吊”等鬼魅形象的肯定态度不可避免的体现在他的部分文学创作中,呈现为一种“人鬼交融”的艺术设置特点。无论是《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子君,还是《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这些鲁迅笔下的冲出封建体制牢笼的反抗者形象身上都交融着一种鬼魅般的气质,透露出浓浓的鬼气。鲁迅正是将反封建的反抗力量悉数倾注于这些带有鬼气的人物身上,借这些鬼样的人物来实现自己暴露旧社会黑暗、寻找人民大众出路的文学命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肯定赞美了“女吊”与“无常”,塑造了带有“女吊”“无常”气质特征的反抗者形象,但这并不能够代表鲁迅在鬼魅形象这里找到了归属感,而否定了人的价值和意义。鬼魅的本体作为一种想象性的精神本体,并没有实际的行动力量,将反抗力量寄托于鬼魅,得到的结果也必将是虚无的。鲁迅笔下这些鬼样的反抗力量,尽管积极,却也并没有真正的生命力。鬼魂本体的先天不足决定了鲁迅的人鬼设置只能是一种错位归属,无论是鬼还是人,都无法传递给鲁迅真正的归属感,结果终将是无边无尽的虚无。
由这种错位归属所传达出来的虚无感可以归因于鲁迅怀疑主义的否定精神,在交织着希望与绝望的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鲁迅式的人生哲学:“绝望的抗战”。“所谓绝望,实质上就是走出麻木境界,丢掉一切自欺欺人的假面,直面人生,一面正视现实的黑暗与人生的痛苦,一面正视自我主观能动作用的局限,在现实世界中支配自我命运的有限性。”鲁迅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他深知鬼魂本体抗争的虚无特质,却又采取了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直面这种虚无,可以说是越看透现实的黑暗与自我局限,越要以更大的精神去与黑暗捣乱,战胜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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