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线索实际上表现的是思维线索和话语线索。” [2]p292 “我在走入住宅区窄小的街道时,常常会感到如同走在肝炎病区的走廊上,我不能不小心翼翼”,“一想到他们的鞋有可能踏在我踩过的地方,我就无法阻挡内心涌上来的痛苦”,像这样的心理描写文中还有很多,作者通过这样的描写把一个人病态的心理一点点的剥开。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有关人物心理的描写,逐步为我们揭开“我”的神秘面纱,让我们看到一个沉溺于现实和幻想之中不可自拔的厌恶世俗的精神病患者。蒙田曾在自己的随笔中提到“强劲的想象产生现实”。基于这一点,笔者对《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的情节做出一个大胆的推测,文中的“我”从始至终都是一个精神病人,所以才会在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中幻想出一个出现在自己生活中的年轻女人。1988年5月8日的半个月之后,“我”上街给幻想出来的年轻女人买窗帘时被一辆解放牌卡车撞到,送入小城烟的医院,而在康复过程中,医生却发现“我”即将失明,于是把我送入上海一家医院;8月14日,一个名叫杨柳的患白血病死亡的少女把眼角膜捐献给了我;9月1日,“我”重见光明;9月3日,我坐上了回小城烟的长途汽车,途中我碰到了沈良,听到了关于谭良和他埋的炸弹的故事。于是接下来的十年里,“我”这个精神病患者将自己的经历和听到的故事完全的混在了一起,他幻想出“被解放牌卡车撞死的杨柳”、“死在家里从未去过上海却和自己有一样目光的杨柳”,并把谭良的故事和自己的经历交错在一起,将1998年的自己分裂成外乡人和穿黑夹克的年轻人,让他们和1988年的自己相遇、交谈,回忆出这样一个真假参半、虚实不清的故事。所以,笔者把这个故事大胆地概括为“一个精神病人十年内的错乱回忆”。
余华曾经提到是卡夫卡真正教会他怎么样自由叙述。《此文献给少女杨柳》正是余华在自由创作过程中的一篇实验品,他运用如此复杂而又精巧、张扬并独特的叙述技术来表现自己对现实主义的反叛,这既是一种创新,一种抵抗,这种过分重视叙述技巧的行为也是他尚未从一个技术大师转变成一个艺术大师的表现。小说中,余华站在叙述圈之外,用独特的方式把想象和真实融合,将空间和时间打破,追求着叙述过程中带来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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