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性叙事艺术的治疗作用

　　创伤叙事不是为呈现历史创伤的破坏性影响，而是为了理解历史的伤痛的复杂性并最终努力避免不愉快的冲突，通过创伤叙事艺术的治疗过程启迪当下受众，引导他们理解创伤的复杂性并走出创伤的泥潭。

　　创伤叙事通过创伤个体有意识地管控创伤经历，经过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记忆拾回”过程，来整合创伤和理解创伤，最终走出创伤和修复创伤。[4]《归来》中，主人公通过“闪回”与“重复”叙事来实现“创伤整合”。这种“闪回”与“重复”具有一定的自觉性。冯婉瑜的脑海里不断闪现着一些令她既熟悉又无法摆脱的记忆碎片：火车站、天桥、人流、快跑、担心门上锁和“陆焉识”等，其中地点的“闪回”正是主人公回忆自己的经历和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场所。[3]冯婉瑜的“闪回”不是直接创伤体验的标志，而是试图克服非直接体验，试图控制第一场所从未抓住的经历。当事人仿佛感到创伤事件就发生在当下，而引发“闪回”现象的诱因或情境可能会唤起创伤主体对创伤经历的回忆。[4]冯婉瑜通过回忆创伤经历去努力找回自己真实的身份，是她自我诊断、自我疗伤的过程。男主人公也努力通过老照片、音乐和读信等“闪回”与“重复”来整合她的创伤。但是，现代创伤理论更加趋向于关注个体生命创伤的破坏性反复，并认为“闪回”中的创伤体验可能是对个体的再次创伤，即使没有生命威胁，至少威胁到大脑的生物结构，最终可能导致恶化。[3]《归来》反复破坏性的“闪回”与“重复”，反映出创伤梦魇的慢性焦虑，未能把眼前的“读信”人和陆焉识整合在一起，冯婉瑜的最后意识发生变化，模糊了过去和现在的界限，心因性失忆症逐步恶化。 　　创伤叙事艺术常常通过创伤个体与他人和外部世界建立联系来恢复创伤。创伤事件已导致冯婉瑜对上级甚至女儿的质疑，打破了对上级和女儿的友谊及对其的依赖性，造成对环境人际意义的理解障碍。因此，女主人公与他人隔离成为她心理创伤的基本经验，需要鼓励创伤主体建立信任体系和恢复信任体系。朱迪斯?赫曼提出创伤的治疗以恢复创伤个体的权利和建立新关系为基础，创伤个体不能独自面对创伤体验，应该在关系建构中才有可能恢复。[5]创伤叙事艺术治疗创伤可分三步：首先，营造安全的、稳定的、信赖的关系氛围使创伤个体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创伤性体验；其次，创伤个体通过回忆痛苦的经历，宣泄和释放创伤的痛苦体验，通过另一场惊吓唤醒创伤个体；最后，唤醒创伤记忆，创伤个体对自我、人际关系和社会功能进行衔接、整合和修复以达到健全的自我。《归来》通过叙述陆焉识面对痛苦的个体创伤、家庭创伤和时代创伤经历时，既希望亲人能理解他的创伤，又经受内疚创伤体验，但他努力营造了幸福家庭应该有的亲切融洽的关系氛围，化内疚创伤体验为补偿情感治疗，让家人之间的爱和温暖弥漫于每个人的心中。陆焉识用父亲的宽慰和温暖化解女儿对母亲的不满，通过书信借冯婉瑜心目中爱人“陆焉识”的话重建创伤记忆，使冯婉瑜对自我、母女关系和家庭功能进行对接，以此来解开冯婉瑜对女儿的偏见和不满，整合和修复家庭创伤。陆焉识与女儿紧密联系、共同努力去帮助冯婉瑜，在这种连接过程中，父女关系很快修复并实现健全。同时陆焉识和女儿，冯婉瑜和女儿，相互间建立了信任关系。陆焉识和女儿共同努力治疗冯婉瑜的创伤过程，也是自我治疗创伤的过程，并以各自的方式对个体创伤、家庭创伤和时代创伤做出反应，以各自的方式接受现实并走出了创伤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