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性叙事艺术的特征

　　凯西?卡鲁斯将“创伤”定义为“对于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的一种压倒性的体验，对这种事件的反应总是延时的，也无法控制幻觉和其他侵入性现象的反复出现”，他认为创伤叙事不仅是回忆冲突的暴力，也是传递其不可思议的影响。创伤叙事告诉受众反复困扰受害人的不仅有暴力事件的现实，而且有不能完全理解暴力方式的现实。[2]可见，创伤性叙事可分为：（1）突发性创伤事件的叙述；（2）创伤事件延滞的后果，事件后果往往反复困扰着主人公，直至事件完全平息。此外，米歇尔?巴勒夫的多元创伤理论进一步阐释了个性特征、家族史、文化程度、场所和时代背景等多种因素不仅影响创伤性后果的记忆/回忆，也决定了主人公走出心理梦魇，重塑自我的路径。[3]该理论强调创伤经历和记忆的地点在小说的创伤叙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标识性作用。

　　创伤叙事不应回避创伤现实，不能逃离反复再现的创伤影响。[2]电影《归来》没有逃避家庭创伤现实，而是呈现多元家庭创伤体验，具有上述创伤叙事特征。《归来》的创伤叙事从陆焉识的初次非法归来，机缘巧合之下被有道德、有操守的革命青年――跳芭蕾舞的女儿发现并举报开始，讲述了妻子冯婉瑜因与他在车站天桥见面未果却摔破头，无法摆脱“失夫”的伤痛，迁怒于举报父亲归来的女儿，将其驱逐出家门，反复再现的创伤体验造成冯婉瑜心因性失忆。同时，陆焉识的女儿不仅被母亲赶出家门，也遭遇了因父亲归来而被取消《红色娘子军》女主角的最佳扮演者资格等创伤事件的突发性冲击。

　　创伤性体验是该片的基调，整个创伤叙事将个体创伤、家庭创伤和集体创伤交织在一起。创伤的“突发性”和“延后性”对剧中人物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由主人公的个性特征、家族史、文化程度、场所和时代背景决定的。《归来》通过影星陈道明的表演、冯婉瑜的陈述、家里的钢琴和老照片，为受众描绘出男主人公的多才浪漫的个性、殷实家境和其知识分子的身份，表现了“文革”时代的多元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使刚结束时代创伤的男主人公，在面对“夫妻不能相认”和“母女关系恶化”的突发性家庭创伤时，能正确理解和承受创伤带来的冲击。

　　整部影片创伤叙事可分为两个部分：（1）隐性的历史性创伤叙事，隐性处理男主人公陆焉识原本是纨绔子弟、背叛家庭、逃避婚姻，因种种原因积极反右，后又因各种原由被打成右派，被羁押在某农场接受“教育”的创伤体验；（2）显性的家庭创伤叙事，非法归来给妻子和女儿造成“突发性”的个体创伤和家庭创伤，创伤的“延后性”后果反复再现，最终导致冯婉瑜的心因性失忆，母女关系失和。这种隐性和显性创伤叙事推动了主体体验的创伤事件潜移默化地得到非直接受害者的广泛关注与认同，激起受众与剧中人物的共鸣。此外，男主人公找方师傅复仇时，却发现他已被“专案组”带走，以“三种人”接受审查。方师傅妻子的呼喊作为“文革”后的一个缩影，投射出集体创伤蕴含隐性和显性创伤叙事特征，也促使陆焉识“顿悟”家庭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