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不倒的《伪君子》

　　众所周知，《伪君子》是莫里哀最具代表性的名作，也是他所有的才华和魅力的集中体现，所以要说莫里哀的卓越还是应该归结到这部名作之上。尽管《伪君子》对人们来说早已烂熟于心，但作为名作它自然有着其咀嚼不尽的韵味。以下我们不妨从这么几个点上再对其品味一番。

　　1.向骗子开炮的长远意义

　　毫无疑问，《伪君子》就是一出向骗子叫板的名剧，而说到“骗”真可谓古来有之。然而由于这“丫”一般只谋财不害命，所以长期以来八成的人见怪不怪。但是在这出名剧中作者第一次将骗子高高悬挂起来，让人们在充分认识其丑恶嘴脸的同时也深深认识到了“此

　　物”的危害。比如他首先让这里的骗子（达尔杜夫）利用宗教行骗，以示骗子无所不用其极的“欺骗性”，然后再将受骗者的悲催完全呈现出来――诸如：“捉住虱子不该捏死”“让桃丽娜盖上胸脯说话”等等，这明明是达尔杜夫拙劣至极的表演，但受骗者却硬是给其加分，以致对其敬若神明，甘愿将身家性命统统奉献。这就分明在告知世人：骗是害人精，要防要小心；一旦中了套，死都不知情。所以该剧对行骗行为的“轰炸”，可谓既准又狠又给力。由此可见，这出名剧选择向骗子开炮就不仅仅具有“现实”意义（当时的法国社会利用宗教行骗已成为一种公害），而且还蕴含了长远的“警世意义”。因为坑蒙拐骗说到底就是一种“邪毒”，它害人、害事、害伦理、害道德；此害不除，世道必坏。所以任何一个追求公正和谐的社会都必须与“骗”作坚决的斗争。

　　然而，该剧对我们的启示恐怕还不止于此，因为它把“骗”与宗教挂了钩，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像审视宗教一样对“到底什么是骗”深思下去。比如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有好多人在做事时――当然我这里主要指的是“善事”，由于种种原因，他一开始并没有亮明底牌，而是采取了“表面A实际B”的做法，其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图财，更谈不到害命，而纯粹是为了使这种“善事”有一个更好的结果，诸如医生对病人的撒谎、莫里哀为推广喜剧所做的前期准备等等，那么这种行为，是否也该归到“行骗”的范畴呢？显然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而“善意的谎言”和“恶意的诈骗”确有区别。所以在甄别骗与不骗的问题上，我们也不妨采用存在主义的观点，分清现象和本质，从而做到既杀死“害虫”，又不伤“无辜”，而这恐怕才是我们的本愿。

　　2.刻画形象时的“欲盖弥彰”

　　我们说在好多时候，一股脑地正面展现远远不及那种“正话反说”或极力遮掩更让人记忆深刻，因为“欲盖”才“弥彰”。在这出剧里，作者对达尔杜夫的刻画正是采用了后一种手法。比如，在前两幕戏中，关于这个骗子的事说了好多，但作者就是不让他与观众见面，直到人们的胃口被吊足之后，这骗子才粉墨登场。但一旦登场，他就再没闲着，机关算尽，无所不用其极。这样的处理，一方面使得戏剧冲突格外集中，另一方面也让读者或观众对这个恶人格外关注，其罪恶的本质也就暴露得格外突出。再如前面说到的“怜悯虱子”的表演，正是有了这样的“铺垫”，他的假仁假义才暴露得更露骨；而让桃丽娜盖胸一段，也让我们更加体会到了“假正

　　经”的含义。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在喜剧的规则下进行

　　的。所以毫无疑问，在此剧中，莫里哀正是通过他的卓越艺术，让达尔杜夫做了大量“欲盖弥彰”的表演，由此换来的则是这个大骗子的丑陋毕现，因而他也就成为了骗子的代名词。而由此也让我们看到了莫里哀喜剧嘲讽丑恶时的那种入木三分的特色。

　　3.精彩情节中的“以假乱真”

　　鲁迅说过，喜剧和悲剧的不同就是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在喜剧艺术中，人们之所以能被那一幕幕啼笑皆非的场景感动，就是因为它道出了明白中的糊涂或者叫有意为之的“以假乱真”。而在此剧中，莫里哀正是在人人明白的叙述中，把无数可笑的情景集中起来，然后一一拉长撕破，给人们提供了极大的笑点。比如艾耳密尔设计揭露达尔杜夫丑恶嘴脸的那一场戏，作者“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达尔杜夫迫不及待赶来赴约，却不知道在那里等他的是艾耳密尔的丈夫奥尔贡，只管一头扎过去。这种以假乱真的处理，简直让观众笑破了肚皮，而骗子的丑恶也就在这笑声中被揭示得一览无遗。

　　最后我还想再说一点即在莫里哀的喜剧生涯中，尽管注意了所谓的“生存之道”，但对艺术的痴迷，最终导致他还是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喜剧事业。我们看他的生平可知，他很早就得了肺病，因此在他的有生之年好多时候都是在抱病创作和演出，而《无病呻吟》就是他的“绝演”。那种剧中人与扮演者的“巧合”，至今说来让人感叹：一个是挂着医生招牌没病装病的江湖骗子，一个则是真正有病，而且经常控制不住地要皱眉咳嗽。这种冥冥中的契合，反映出的正是莫里哀的艺术与人生：一方面他殚精竭虑义无反顾，一方面又病体难支无

　　可奈何。由此我不由得想到了尼采的名言：艺术是迷

　　人的，却是病态的，趋向死亡的。所以艺术家如何在

　　现实中“存在”，确实是从古到今一直延续下来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