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高雅、大气的喜剧艺术

　　莫里哀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当他博得国王的青睐正式站稳脚跟之后，他并没有在这种“安逸”上停留太久，而是很快显露出了对喜剧艺术的那种“真爱”。纯粹媚俗的挑逗，已渐行渐远，代之而来的是“含泪的笑”和各种发人深思的“打趣”。他的这种本质性的表现集中体现以下在三个方面。

　　1.追求内容的深刻

　　毋庸讳言，虽然在最初悲喜剧分化的古希腊人们对喜剧一开始是没有什么偏见的，但由于它起源的特殊和

　　操作者对取乐尺度的把握不当，形成喜剧只配作为舞台上的一种点缀与陪衬的观点还是有它特定的原因的。比如，从起源方面看，我们知道喜剧发自人们对酒神狄俄尼索斯秋祭的狂欢，其中包括手举长竿，上挂夸大阳具造型的表演；从风格方面看，由于它的特点就是喧闹打趣，所以取乐就成为它的第一要素。因此，虽然古希腊并不轻看喜剧，但由于这样的一些原因，比如宣扬生殖崇拜总让人觉得有些不雅，逗乐的尺度过大就难免造成低俗等等，后人对它另眼相看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无论如何这些应该说都属于操作的问题，不是喜剧的本质。

　　正是为了消除偏见，为了给他喜爱的剧种正名，莫里哀首先反对把文学体裁分成等级，并说喜剧不比悲剧低，他甚至说写喜剧比写悲剧更难。应该说这样的言论绝不是“自说自话”，它实际包含着莫里哀对喜剧的全面认识。而且为了用事实说话，莫里哀特别在内容上下功夫，力图写出与现实密切相关并具有深刻内涵的力作。我们看他的喜剧不难感到，他总是植根于社会现实之中，热切关注那些重大的在别人看来根本不属于喜剧瞩目的事，然后深入浅出，布局谋篇，即使是前面提到的一些“应景之作”，也每每生发开去，瞄着社会的要害，让人在笑中反思。比如《可笑的女才子》，演的是两个巴黎阔少向外省来的两位资产阶级小姐求婚遭拒，之后他们授命仆人投其所好却博得了两位贵妇青睐的可笑之事，虽然取材仍属男欢女爱，套路不脱正反颠倒，笑点依重夸张强调，但由于中间紧紧围绕言谈的附庸风雅做文章，就把可笑之处升级到了影射当时法国社会盛行的浮糜矫饰之风，让人不免在笑声中有所触动。再如《唐璜》，选用的是着名历史题材，虽然表面看是在嘲讽过往，但实际却意在批判现实，突出的一点就是把人物的身份进行改造，让他变成一个出入朝廷的大贵族，其谴责统治阶级中那些飞扬跋扈者的用意就十分明显了。总之，通过这些努力，莫里哀让他创作的喜剧，超越了人们心目中那种低俗、浅薄、纯粹逗乐的定位，而表现得立意高、视野大、意蕴深；同时也充分体现了莫里哀喜剧以小见大、“笑中含泪”的深刻之处。 　　2.追求风格的高雅

　　不必多言，旧喜剧长期被人轻视还在一贯追求情节的荒唐，诸如专以人物的生理缺陷为笑料，或多角恋爱、女扮男装等等，这样的表现显然是“帮闲”或“为笑而笑”。为了打破这种俗套，莫里哀身体力行，苦心营造，创造出了带有一种民俗习惯的“风俗喜剧”和能够反映一种性格类型的“性格喜剧”。这样的喜剧，绝对算得上是喜剧创作的“拨乱反正”。因为它不仅超越了低级趣味，而且俗中带雅，以俗衬雅，处处充满了敦风化俗的正能量。我们看他的喜剧，虽然仍以嘲讽现实生活中各种丑的事物为主项，却每每抓住一点，往深里挖，揭示的是群体的病根、社会的病根。比如他用现实主义的笔法，通过描写家庭、宫廷、农村景象这样的环境，来展现17世纪下半叶法国的社会风貌，以此暴露陈腐；而在性格方面，他把描写人物的“怪癖”与社会的“不良风尚”联系起来，让其“怪”得“事出有因”、“怪”得发人深省，表现出他性格喜剧的社会性意义。正是由于这样的创作态度，莫里哀写出了大量性格鲜明、内涵深厚、被人津津乐道的人物形象，如假仁假义、厚颜无耻的“伪君子”；财迷心窍、视钱如命的“吝啬鬼”；附庸风雅、追求博学的“贵人迷”等等。总之通过他的喜剧，确有好多丑的人和丑的事被暴露出来，供人们在“欣赏”之余批判。所以莫里哀喜剧嘲笑的就绝不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天生的缺陷”，而是现实生活中那些带有社会性或普遍性的怪癖或恶习。这即是莫里哀喜剧的高雅之处。

　　3.追求艺术手法的大气

　　应该说任何一个大师级的艺术家，不论他是在哪个领域，都是他所在的那个领域的集大成者。他们往往对该领域的各种艺术手段烂熟于心，并在自己的操作运用中将其融会贯通，浑然天成。作为喜剧艺术家，莫里哀无疑是喜剧手法的集大成者，他的表现绝不是某一种喜剧手法的“雕虫小技”般的卖弄，而是综合运用后的全面开花。我们看他的喜剧，往往很容易感受到他的那种大家风范。比如，他善于从情节和场景中制造笑料，还经常利用人物的错位和出人意料的逆转产生喜剧效果，再加上他特有的喜剧语言，形成他独特的风格。另外，他还非常成功地把“闹剧”的各种成分注入到他的喜剧中来，使他的喜剧别具风采（其表现集中体现在他的代表作《伪君子》中）。这种兼容并包的艺术处理，就使得莫里哀的喜剧“高端大气”，让人看后不免振奋。

　　我以为以上三点，既是莫里哀的过人之处，也是他对喜剧艺术做出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