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创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商业化倾向

　　中国当代城市公共艺术创作表现出一个突出的倾向，强烈的商业意味。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公共艺术成为经济利益的谋取方式。一方面，在商业资本的支配下，各城市投资商着重对西欧格调风格进行追逐，试图营造出异域的浪漫风情，然而事与愿违，往往形成庸俗、怪异的公共艺术创作的败笔。另一方面，一些城市的公共艺术出现赤裸裸的商业色彩，花费巨资的商业化公共艺术作品不断涌现。“从函谷关的‘金身’老子像到海口张扬的性文化展，从云南会泽的‘大铜板’嘉靖通宝雕塑到四川宜宾的巨大‘五粮液’雕塑，从河北燕郊的‘福禄寿’三星塑像到各地常见的手捧大元宝的财神爷塑像……这些数不胜数的庸俗雕塑都以打造城市文化名片或旅游开发为名，堂而皇之地立于公共场所的黄金地段。”[2]在当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商业化已经成为公共艺术创作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平庸化倾向

　　当代我国公共艺术往往呈现在大众生活过程中反映市民需求的表现形式，其在大众日常消费中趋于平庸化。如公共艺术作品为了取悦市民，更加功利，许多城市的竞相“山寨”，多以雷同的材料和形式构建。“近十几年来，随着艺术市场的火爆，不少公共雕塑表现出对娱乐式大众审美的迎合，走向功利性和庸俗化。各地城雕流行，到处都有几根柱托起的不锈钢球，或是“火箭”加“原子结构”的科学雕塑，又如几何体的飘带、浪花等。”[3]公共艺术具有深远社会公共意义和影响，一成不变的公共艺术形式在浪费了巨额资金的同时，对于公众公共审美取向的引导能够起到不可弥补的作用。

　　（三）平面化倾向

　　近年来，公共艺术的设计走向平面化的瓶颈，设计雷同、缺乏变化，在一些省，“当我们漫步在城市街区，见到的是那些似曾相识的公共景观、大同小异的广场、千篇一律的街区、同一形态的商业街和住宅小区。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犹如一条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样板工程，千篇一律，毫无变化可言。立于城市的某一区域，很难分清这是郑州或是新乡，还是信阳。”[4]在没有统一的规划和急于求成的状态下，盲目追求高、大、贵、快，一味抄袭。随着我国转型期的到来，政治因素使公共艺术在区域文化个性和公共性的表达空间受影响，呈现出创作上平面化的倾向，大本土的概念消解了城市自身地域个性，如今我们的城市公共艺术脱离了为公众服务的目的，成为形式大一统的点缀，去迎合城市的新区建成、广场揭幕、道路开通以及各种节庆活动。

　　（四）时尚化倾向

　　当下城市公共艺术表现出明显的时尚文化快餐性、短命性，公共艺术沦为城市表层美化的手段。2012年一座女神城雕在乌鲁木齐市落成，女神艳丽时尚，以浓艳的面孔面世，上身有彩球和饰带，脚下布满了艳丽的花朵，女神右手向远方伸展。“大黄鸭”之所以能够得到民众的喜爱，是因为它懵懂可爱的表情和呆滞的卡通造型符合人们的审美取向和需要，能够抚慰心灵，勾起大家对童年的回忆和怀念。而上述女神脱离环境和人们的审美需求，太过时尚和无厘头，让市民无法接受。由于时尚文化、娱乐消费对文化思想的消解，公共艺术创作成为对城市区域空间改造和城市表面美化的方式，在时尚消费思潮的影响下，试图加强其与受众的互动性，使大众主动地接受、欣赏作品，改变人们对公共艺术的麻木屈从的状态。

　　（五）无场化倾向

　　当下，许多城市公共艺术创作脱离公众和空间环境，成为无法接受的无场化艺术。2011年一座表达家庭和睦、尊老爱幼的公共艺术作品《扶老》在广西桂林落成，寓意美好的城雕却让人无法面对，原因是作者把左右扶持一位年迈老翁的人物以裸体形象雕成，形成两个裸女抱着一个裸男，令人哭笑不得，严重脱离环境，更无法产生公众互动。与此同时，城市公共艺术建筑空间的营造也比较混乱，传统的“大屋顶”自从北京西客站运用后，就在各个城市的宾馆、教学楼、机关楼接踵而来，风格上极不协调，忽略了空间的和谐，与环境无法衔接，造成地区公共空间的断点。

　　（六）小众化倾向

　　“无论是从社会学还是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看，艺术都不是为单纯的个体或少数人的利益而出现和存在的。”[5]然而，一些城市公共群体的主体文化需求被忽视，取而代之的政府职能层面、企业、团体和个体的意愿。在公共艺术的构建上追求线、面、体的扭曲的怪异表现形式和异常高大的体量，如一些城市出现的“手机楼”、“河豚塔”、“铜钱楼”等让市民集体迷惑不解。“当前一些城市对于地标的崇拜已经异化，公众建筑失去了中国气质，极尽张扬，演建筑杂技、跳建筑街舞。前一段流行拉斯维加斯赌城风、迪斯尼卡通风，现在盛行迪拜高层风、扎哈非线性风。一个中部城市的文化中心都是变形非线性的建筑，整个地块乱作一团。”[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