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下半叶，张舜徽先生对文献学的任务提出了要求。他说：“对那些保存下来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12]
时至今日，文献的载体已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电子文献――光盘数据库和网络数据库――的建设目前已初见成效，如《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四部丛刊》电子版、《国学宝典》及《中国基本古籍库》光盘工程、国学网站、台湾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网站、台湾典藏目录及资料库等，为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空间。但是，目前电子文献的可靠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不论使用哪一种电子文献，尤其是经典文献，最终都要用传统纸质文献中的善本进行再核对，方可称之为严谨的学问。
对于艺术文献学来说，如若要求和传统文献学的做法一样，即先校勘、编纂、注释，再做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的工作，再去提炼跟艺术相关的现象和理论，恐怕很难见成效。理由如前所述，就是“两不管”和“管不懂”现象的客观存在。其次，如果大量的时间用在上述基础性工作方面，则很难有更多的时间做“艺术”本身的思考和研究。因此，笔者认为，可充分借鉴已有传统文献研究的成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艺术文献的全面深入研究。
张道一先生说：“古代文献直接谈艺术的，几乎没有。他（思想家）要解释自己的观点，就拿工艺的、艺术的例子做例证，就容易说服人，来说明一个大的政治理论。所以，要把思想家的言论倒过来看，把他的例子当主题看，如老子论空间，相当重要，说明了大空间、小空间的关系，所有的工艺美术的器物都是需要的，比如陶罐，比如风箱，正因为空，才有用，这是造型的最高原理。”[17]张先生的这段话，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启示。笔者对于艺术文献工作有如下具体思考。
第一步，对已有的文献成果（汉代→唐代→清代→近现代）进行全面挖掘和梳理，从艺术门类的角度进行修订，完成标点、翻译、校注、编纂、结集等工作。一方面，利用文献学和文献语言学的丰硕成果，从经、史、子、集等大量文献中提取跟艺术相关的篇章、片段，甚至只言片语，梳理成集。另一方面，对本已形成专着的艺术文献进行客观科学的语言理解和翻译，同时以艺术门类的专业知识进行修订完善。可先做个案、断代或分类的整理与编纂。
第二步，对整理出来的这些系统文献进行艺术学理论、规律的深入研究，提炼出中国古代艺术史纲，为艺术文献史的编制和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第三步，以艺术史纲为线索，进行中国古代艺术范畴、原理等方面的学理性思考与探究。
从“个案-断代-史纲-范畴-原理”的范式理路来看，这是一个庞大的文献工程，也是艺术文献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基于目前艺术学界的现实状况，笔者认为：艺术文献研究需要研究者有“双栖”的条件与“合作”的团队。
北京大学着名语言文字学家何九盈先生在构架新兴学科“汉字文化学”时，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要充分重视汉字文化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点。为此，研究者本人就应当根据课题的需要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我们现在从事汉字文化研究的成员主要来自语言文字工作者，不可能同时精通研究汉字文化可能涉及的人类学、考古学、文化学、神话学、哲学、历史等多种学科，知识结构的局限毋庸讳言。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必须吸引上述多学科的人才来组成研究的学科群；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研究者，也应力求开阔视野，正视课题与知识结构之间的矛盾，这是提高研究质量的又一保证。”[18]笔者在2010第八届国际汉语学术研讨会上，谈到“汉语文化学”的建立时也呼吁：学科知识的单一纵深与整合融会；学术方法的互渗互推与巧妙借鉴；学术视阈的开阔与拓展。这是目前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大势所在，也是对研究者的必然要求[19]。
因此，要把艺术文献研究做好，“双栖”与“合作”将是基本的和必然的要求。“双栖”是指研究者个体的双栖化，既有坚实的文献语言基础、文献阅读能力，又有高层次的艺术理论修养，惟其如此，才能将艺术文献读懂读透，才能有效地呈现艺术文献研究成果。对于这一点，笔者建议，有条件的高校艺术学博士点和国家艺术研究机构，可有意识地招收具有艺术修养的中文专业（尤其是语言文字学方向）的硕士生或博士生，或者在汉语言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下，增设艺术文献这一交叉性二级学科，共同培养一批双栖化的艺术文献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合作”则是指不同专业领域的团队协作，是有组织有目的的精诚合作，艺术学领域 语言文字学领域 文献学领域 美学领域 历史领域 哲学领域，这是推进艺术文献庞大工程的有效途径。“双栖”与“合作”双管齐下，艺术文献学的研究将事半功倍，从长远的角度看，才会得到可持续发展。艺术这一大的门类，才会有坚实的本土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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